我的母亲做保洁 - by 张小满
Published:
我的母亲做保洁 - by 张小满
Read: 2025-03-02
Recommend: 8/10
I appreciate this work that depicts an elderly mother and a cleaner.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story digging” skills and commendable writing prowess. I am able to identify the semblance between the author’s mother and my own mother —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academic competence, hard-working, and valuing self-sufficiency.
Notes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有时候，母亲去打扫，对方头都顾不上抬，像被电脑吸了进去。
闲聊时我问母亲，在政府大楼的时候，对公务员整体是什么印象？母亲说，她没有遇到过一个正在怀孕的年轻女性，也”没有一个胖子，他们都很友善，没有戾气”。
她总是在我快下班时，发微信问我，回不回来吃饭？若是回来，她会掐着时间做好饭菜等着我。她总是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问，饭好不好吃？她肯定是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如若我否定了，她脸上会掠过一丝失望。一个女儿似乎是没有权利说自己的母亲做饭不好吃，但我通常会直接说出来：辣了，咸了。我发现，下一次她会调整口味，在我吃饭的时候试探性地问我：“不咸吧？”母亲离开深圳回县城前，叮叮当当在厨房忙了一天，包了几百个饺子冷冻在冰箱里，留给我做早餐。
母亲把我的很多东西从老家带到县城的家里保存。 我小时候背过的书包，戴过的帽子、耳环，用过的日记本，一沓沓的手写信、明信片，照片，笔记本……她就像是我的生命档案馆，我跟她一起经历的所有事，她都记得。她绣了印有”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给我，为我将来的孩子亲手做了四双老虎头的千层底布鞋、四双针织毛线袜、四顶兔子造型的毛线帽。那都是她因为腿病来回跑医院做康复的那年抽空做的。 虽然我在亲人面前说，带母亲离开的理由是，故乡即将到来的冬天对她的老寒腿来说有些难熬，但另一个隐秘的理由是，我跟母亲相处得时间越久，我发现自己越离不开她。 从这个角度说，带母亲离开，有我的自私。 “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如老家农村里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结合的夫妻一样，他们也是争争吵吵一辈子，但也从来没说要放弃。
他们是典型的工地夫妻，就像《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一样，哪里有活儿干就去哪里。每到一处租最便宜的房子，吃最简单的饭，把汗水洒在城市，把年轻力壮的身体消耗在钢筋水泥的建筑里。
我的母亲有两个信仰，一是挣钱，二是相信可以通过供孩子读书，送孩子们走出大山。而供孩子读书也需要钱。总之，挣钱就是母亲的信仰。她灵活变通，想尽办法，能省则省，能挣则挣，一分一毫地攒钱。 挣钱要专注。母亲说：“一双手只能按一个鳖，哪能按两个鳖，人只能专注一样事。” 每当我显得好高骛远，或者想鱼与熊掌兼得的时候，她就这么提醒。
在这个没有明显四季的超级城市，母亲总感到在不休不止地过夏天。她有些微胖，夏天让她难熬。在超级商场时，空调温度开得太低，她受不了骤然变化的温差，冷热交替，让她像一包速冻饺子突然跌进了火炉里，又像烧红的铁块坠入冰窖里。政府大楼里的温度适宜，但她无法长时间在办公室停留。母亲可停留的工具房里只有风扇，她几乎要和那台摇头风扇长成连体婴儿了。一旦走在马路上，灼热的空气和阳光让她无处可藏，有时候还会遇到突然而至的暴雨，短暂得像是一个用尽巧思的玩笑，丢下便立即炸场。节奏快得令母亲还来不及撑开伞，便淋了雨。
青春期的我怀着羞耻和愧疚面对强悍的母亲。当我身处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的新衣服时，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与她们截然相反，但我又拿着她辛苦挣来的钱在念书。
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公共汽车，我常被托付给来村里做生意的顺路货车司机。顺路去镇上的乡民大部分是男性，我要忍受他们在车上和其他村的男性一起说黄段子。在天色暗下来之前，我在内心祈祷，车快点开，快点开。每次抵达校门口，我几乎都是跳着下车，仿佛凌迟前突获缓刑的得救感。还有一次，母亲徒步五十公里把我送到了学校，在我的宿舍借住了一晚，第二天又走回去。 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要吃这种苦，为什么从村里到镇上，怎么也走不出被群山包围的恐惧。但这一切似乎也给了我力量，让我更有意识地去读书，让我更坚信知识是有用的。很多年后，我向母亲讲起我每次搭车去学校时的无助与害怕，母亲只简单说了句：“那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供你们读书需要钱。”我在无数时刻，都有一种”幸存者”之感。但凡我在青春成长期的任何一天做了 “放弃”的决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随波逐流的。我那些从课堂上消失的同学，他们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初入职场的我也在极力避免让人从装扮和言语上，看出来我的自卑与心虚。幸亏我在的是一个包容的职场环境，大家都不在乎你从哪里来。 我进入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但我的精神世界仍在少年时代。因为曾经的记者工作，我接触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权威、有见解的人。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 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失败者”。我会在心里默默远离这种人。 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诚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
有时候，他们会互相挑最刺痛的话扎向对方。 “你像你娘！” “你才像你娘呢！” 明明有一万种表达方式，他们却偏偏选择最戳心、最气人的那句。充满仇恨和敌意，惯性是如此顽固。
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 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
她用她理解的为我好的方式试图让我遵从她的计划，但我很少听从。她嘴上说着不会干涉我的生活，但又时刻观察我的生活。一旦我在家里表现得不开心，她总会怀疑我在给她脸色，嫌弃她。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家是令人窒息的地方，想要寻找一个地方遁逃。在这种时刻，我觉得那种能放下一切牵绊，去找到自己空间的人，其实是很自由的。
我跟母亲求和的方式是，抱抱她，然后跟她说”对不起”。当她听到这三个字，大部分时候会羞怯地一笑。 她听到”对不起”时的表情，跟听到我对她说”谢谢老妈”时的表情一样。 我是一个”坏”女儿。十分了解，母亲的软肋是她真诚、耿直、激烈又毫无保留的爱。
我的童年在母亲的注视下长大。她总是用清澈如冷水河夏日碧水般的眼神，长久地注视着我。尤其是我趴在缝纫机上读书或写作业的时候，从背后都能感受到她的目光，有时我忽然扭过头看她，她会显得羞怯，假装看向别处。
那些别人丢弃的东西，她总是觉得有用。一旦我说家里缺什么东西，母亲就会阻止我购买：“你先缓缓，我帮你捡回来。”她不能理解好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扔掉，万一哪天用得上呢？ 我想，或许在这座富足的城市里”捡拾”别人的丢弃之物，对母亲而言，有着不劳而获的欢喜，带着探索和发现的趣味。
母亲不喜欢有人对她指手画脚。在母亲看来，保洁班组的副经理，虽然能干，但挡不住事儿，分不清轻重缓急。上面一投诉，她怕得要命，马上就截图转到保洁员的大群里。 “作为领导，有些事能揽就应该揽了。有些事情，明明是甲方物业的问题，怎么能全部推到乙方和保洁员身上。比如纸巾太差，清洁剂太少，作为经理就应该向上反映。 “给她权力她不用，跟我们村原来那个村支书一样。 总是怕这个怕那个，让别人把你当下饭菜。你要抓住甲方的漏洞和问题。” 但副经理是一个听不得意见的人。每次开会，只要保洁员一插话，她就让人闭嘴。有时还骂很难听的话：“你这个聋子！ 一脚给你踹死。”
对于母亲，她更在意的是，每去一次医院都意味着她那天的工钱”凭空消失”。她希望自己健康，并且常 常安慰自己，“我的身体我知道，看了也没用二在我看来，这样的安慰背后，何尝不是恐惧。她更怕的是去一趟医院检查出一身毛病。因此只能自我欺骗，祈祷上天能够眷顾自己。
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
这像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他们用苦力换钱，养大了孩子，但孩子并没有如预想中那般，获得争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们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继续托举家庭。
我的奶奶，在她的认知里，离家出走就是从屋里搬到屋外，让过路的人看看自己的儿子是多么不孝顺，让父亲迫于舆论压力再把自己请进去。
岳母识字不多，也不会说普通话，却自带观察和表达天赋，从不怯于用方言与人攀谈，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能自动听懂她的话。 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也是一个”红火人”——对生活充满好奇，喜欢交朋友，捞故事，讲起来绘声绘色，有时刹都刹不住。妻子小满这本书中的很多”金句”，就是从她嘴里直接”搬”过来的。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把对一个地方和人群的体认，称之为”挖”（Dig）。“挖”纽约，“挖”洛杉矶，“挖”墨西哥……比照来看，岳母和小满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就是在”挖”深圳。“挖”自己，也”挖”别人。 她们俩有一种天然的真诚和亲和力，通过理解之共情，让受访者放下防备，袒露心怀。甚至把很多从未对家人讲过的秘密或不堪回首的往事，不知不觉中都说给了她俩听。 “挖”故事的过程就像挖笋。微微凸起的表面迹象，需要用正确的方式，顺着仔细梳理，才能挖到完整的 “笋、有的故事扎实饱满，让人惊喜或久久叹息。有的则因为讲述者时间匆匆等原因而显得浅脚浮根，或是挖到一半就断了，深处的根，仍留存在土里，无法不人。 剥开层层笋叶，故事的内核才得以展现。这些故事反过来也在给我们提供营养，让我们看到更广大的人群的故事。在聆听和书写的过程中，和他们一同悲欢沉浮。视野心胸放宽后，一些小我的执着和纠结也就自然放下了。
妈妈给我带来了非常具体又生动的”附近”素描，一个我很少留意但又处处在接触的保洁员群体的生存境况拼图。 我白天在一个严密的系统里做着”螺丝钉”般的工作，在高速运转中印证自己的价值。我在写字楼上班的时候，我知道妈妈也同时在工作。在晚上，她会给我带来跟我职场体验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然后我可以在节假日把故事写出来。在疫情纷纷扰扰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合作让我获得一种宁静的秩序。让我感到我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可做，在工作之外还可以有自己的”飞地”。这推动着我更自信地应对本职工作，更多地去行动，让二者互为支撑。 随着妈妈更换工作地点，给我带回来的故事越来越多，我开始在节假日的时候，进入保洁员的工作现场。
我跟保洁员们有一样的来处，都是”无法豁出去”的人。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出身，我的地基才能足够踏实。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睛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 保洁是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而获得报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