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 by 爱新觉罗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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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 - by 爱新觉罗溥仪
Read: 2024-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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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surprised to learn about the last emperor of China. He was superstitious, frequently scammed, and a great storyteller.
Notes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为了让我相信这一切，遗老们一面对我磕头碰地，一面在我身边搭起比紫禁城还厚的围墙。在这道围墙里面，我有了最初的人生目标：我必须夺回“我的”江山，我必须重新坐上太和殿的“宝座”，我必须让全国的人民在我的面前称臣为奴……
我成了日本驻屯军和日本总领事馆的“被保护者”，也成了在中国土地上驻着军队、派设行政官吏的各国的文武官员席上的“贵宾”。于是，我更加相信我的“恢复祖业”的欲望是有支持的。在那七年间，我拉拢嗜血的军阀，收买亡命的白俄将军，我以清朝的官爵和珠宝赠送效劳的政客，用谥法赏赐死心塌地的鬼魂。在这一切全失败了之后，我把复辟希望放在刽子手身上。 我还没有桌子高，就学会了用别人的灾难来取乐，后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们的痛苦之上，这都被我看做是自己的权利。我可以把祖父般年纪的老太监用水唧筒冲得昏死过去，我可以任意叫“敬事房”把太监打得死去活来。因为一句话不顺耳，我可以叫侄子们跪成一圈，互相抽打耳光，我可以叫一个长辈跪下来。一个孩子大的仆人，因为坐了一下我的椅子，我就叫他跪铁链、站木笼。 我看“善书”，我讲“仁慈”，我的“仁慈”却有自己的一套讲法。 我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将来进入天堂，我连一个苍蝇也不肯打，但同时，千百个母亲和孩子的血，不曾打动过我的心！孟子批评过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百姓者”，连这样的人我也够不上……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的选民小组长把一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交到我的手里，这对我说来，把故宫里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珍贵。我把一张选票投进了红色的票箱中，从那一瞬间，我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如果可以这样比方的话，可以说我这是第四次当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优待条件”里所说的“暂居宫禁”，没规定具体期限，只划定了宫禁范围，在乾清门以北到神武门为止这个区域。我在这一块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国民军驱逐的时候，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在那些陈列品之间有一样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寸草为标”。据说这是康熙皇帝留下来的一种家规的象征。这位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了一根都不行，这就叫“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无限的愤慨。但是我并没想到，康熙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康熙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尽管毓庆宫的时钟大得惊人，毓庆宫的人却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
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的现况，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气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超不出“阴阳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之类的玄之又玄。如果不是有的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还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如果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去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下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也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由于读书和生活两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后的常识之不足，常常引起别人的惊奇，我对这情况还是在进了战犯管理所才发现的。
在人们的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顺的情形下，是很容易养成一个人的作威作福，从别人受罪上取乐的恶习的。我的环境和教育就是如此。虽然师傅们也谏劝我，给我讲过仁恕之道，但是承认我的这种权威，给我这种权威教育的也正是他们。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的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说来说去我还是个“与凡人殊”的皇帝。所以，他们的劝导并没有多大效力。 在宫中唯一能阻止我恶作剧行为的，是我的乳母王焦氏。她就是我在西太后面前哭喊着找的那个嬷嬷。她一个字不识，也不懂什么“恕道”和历史上的英主圣君故事，但当她在劝我的时候，我却觉得出她的劝阻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
乳母是宫中唯一告诉过我别人是和我同样的人的人，是唯一曾使我想起了别人也是人的人。不但我有牙，别人也有牙；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不但我要吃饭，别人也同样不吃饭要饿肚子；别人也有感觉，别人肉皮打了铅弹会一样地痛。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我并非不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因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相提并论，别人在我心里，只不过是奴才、阿哈、庶民。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时候，才由于她的朴素的发自心底的言语，使我想到过别人也是人这个简单道理。
这些人并非真正反对复辟，问题不过是由谁来带头罢了。 在紫禁城看来，只要能捉老鼠，花猫白猫全是好猫，无论姓张姓段，只要能把复辟办成，全是好人。
我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尽管从最后几位大总统那里得到的希望越来越少，但随着我的年岁渐长，与社会上的间接接触渐多，我却越发相信“人心思旧”这句鬼话是真的。我心里的希望在增长，欲望日益强烈。
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保的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
最先造成我们师生的融洽关系的，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来，这位爱红脸的苏格兰人能那样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给我拿来了一些外国画报，上面都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叫欧战）的图片，大都是显示协约国的军威的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东西。我让这些新鲜玩意儿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兴趣，就指着画报上的东西在旁作讲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飞机是哪国的好，协约国军队怎样的勇敢……起初我听得还有味道，不过只有一会儿工夫我照例又烦了。我拿出了我的鼻烟壶，把鼻烟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画起花来。庄师傅一声不响地收起了画报，等着我玩鼻烟，一直等到下课的时候。
那时宫内开支仍然十分庞大，而民国供给的经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为了筹办经费，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和抵押。我逐渐地从庄士敦这里，也从一些报纸的隐晦的消息里知道里面有鬼，至少是售价很吃亏。我对于这类事本来不操心，不过有一次我听说要卖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起了疑心，才想起要过问一下。我想起了庄士敦说过，内务府拿出的金银制品如果当做艺术品来卖，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听说每次都是按重量卖，吃了很大的亏，除非是傻子才这样干。我把内务府的人叫来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一听说，果然是按重量卖的
议婚的事提起了不多天，庄和太妃去世。剩下的三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各有打算。主要的是一直不和睦的敬懿和端康之间发生了争执，两个太妃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个争执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和将来自己的地位大有关系。
当初邀请外国人来当我师傅的时候，在一部分王公大臣中间，本来也想到我出洋的事。在我结婚后接到的奏折、条陈里，也有不少遗老提到这个主张，但到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了。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了同情的还是根本就反对的，也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了绝望或是仍不死心的，嘴里都在念叨着这个优待条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优待条件对他们每个人说来是最为宝贵的，尽管四百万岁费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剩下“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句话。反对我出洋的是怕我丢掉这个尊号，同情我出洋的也把出洋时机放在实在保留不了这个尊号以后。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留住这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人也还可以保留他自己的饭碗和已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遗老的生荣也就够了。
我这样和他们辩论：“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叫民国先取消优待的好。”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他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好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我也坚决地要办，这才解决。
十四五岁时，祖母和父亲叫我把私蓄几千元存到银行吃息钱。自己研究结果，还是送外国银行好，虽然息钱太低，可是保险。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的另一面，充满了更多的荒唐，也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在整顿内务府，怪他们开支太大的同时，自己的挥霍却是无度的。买一颗钻石要三万元，毫不觉得贵，从外国买了洋狗来，狗生了病请兽医，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极力巴结，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就得到了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意儿，如四岁孩子能读《孟子》，某人发现一颗异样蜘蛛，就会叫进宫里看看，当然也要赏钱。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就有人成车地购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自然又得到我不少的赏赐。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
胡适那些天经常和郑孝胥等人厮混，似乎颇能获得一部分“遗老”的谅解。他曾到“北府”来求见我，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这时需要的不是洋博士，而是真正的洋人。当我用黑眼珠瞅着洋人的时候，其余的人——包括曾引起过我好奇心的胡适在内，就只好受白眼珠的待遇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我回去，说“北府”已经安全，有段祺瑞和张作霖在，国民军决不敢任意行事，段和张都向他们作了保证。但我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段和张的保证都是因为我进了使馆才说的，我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军还在北京，是什么保证都靠不住的。
到伪满成立以后，强盗已经走近了打开的“门户”，他仍然没有忘记“共管”的理想，一有机会便向外面宣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犹如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犹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一脚把他踢到一边。
这种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因为在这十里洋场上见什么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买什么，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更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她于是又买，而且花的钱必须多，好像不如此而不足以显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了，又是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元，文绣八百元，后来财政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是没有限制了。
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所给我的。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入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二十二岁入运，二十五岁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说过我三十岁必定成大事。信不信由你，这都是我开倒车中得到的动力之一。
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又听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我认为这人专欺软怕硬，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空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真皇帝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
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才知道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屁股距离汽油大概不会超过三米之远，我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我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我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我。这样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我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忠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执政即位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不过谁知现在日本人心里又是怎么样的呢？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
一九三五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时，我不是完全看不到掠夺，不是完全听不到屠杀，但我仍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整整十四年中，在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我为了一项私欲——从君临天下的野心降到维持皇帝的招牌，再降到生命的安全——我尽力讨好强盗和凶手们，顺从地为他们效劳，给他们搽脂抹粉，把掠夺和屠杀都变为合法的行径。
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响和遗老们十几年的教育的基础上，又有了到东北后不到一年的训练，我已被造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软体动物，已弄到了离开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为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尊严，为了保住一条性命，为了“重登大宝”的幻想，我只有依附在关东军的皮靴上。
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日本报纸曾报导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扶搀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若为性命故， 二者皆可拋。
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逢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癫癫的生活。
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药成癖，给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是给自己找罪受。我嗜药不但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份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份，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份。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我把自己到东北说成是被土肥原绑架，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的真相。关于前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东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过的我写的亲笔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了它，一直也没向苏联政府承认这件事。关于后者，社会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绑架到东北的传说，我也就将错就错说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伪满十四年的处境，说成是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摆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惨。关于我对日本人的谄媚，对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经过这样粉饰，“陈述书”中的溥仪，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了。
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最大的号，也一致赞成参加竞赛。为了提高效率，大家组织了一个流水作业线。使我痛心的是，进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这条线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单干还慢。 这是我和侄子们分开之后，第二次感到孤寂的无依无靠的苦恼。在伪满的时候，我有时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经，倒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鲜明的对比之下，这由于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觉得实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个人给我做伴，另外一起糊糊盒也还好，在和侄子离开之后，我的岳父荣源还给我洗过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着老死的张景惠那样，倚老卖老，什么也不干。我更怕所方误会我躲在流水线外游手好闲。我索性单干起来。不用说，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显得低下，别人每两小时平均可以糊三四十个，我却只能糊六七个，其中还时常出现废品。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据不完全统计就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杀害了爱国人民六万七千多人。至于集体屠杀、秘密屠杀中的受害者，更是不胜其数了。当我成为战犯而到抚顺参观时，就听到人们叙述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军队在平顶山把三千居民驱聚在一起而用机枪全部杀害的血腥惨案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