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全集 - by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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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全集 - by 王小波
Read: 2023-10-22
Recommend: SCORE/10
I have not completed all the novel sections, but I read through all the essays. Xiaobo Wang was a distinct thinker who provided insightful commentary o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ra.
Notes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憎，等等。
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
从我懂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
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当然，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
这种毛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在这两极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交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
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
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
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悲观。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地仇恨新奇，仇恨有趣。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
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
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
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
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
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依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马寅初。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
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有一些时期，每一天都是愚人节。我在这样的气氛里长大。有一天，上级号召大家去插队，到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我就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认真考较一下，自己的心脏是否因此更红了一些。
我上大学时，有一次我的数学教授在课堂上讲到：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这位老师的胸襟之高远，使我终生佩服。我还要说，像这样的胸襟，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间很少见到。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
这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一个科学理论，你只能说它对不对，不能拿道德来评说。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知识不神圣——我们用的字眼是：真实、可信、完美，到此为止。而不是知识的东西更不神圣。所以，对一位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言，亵渎神圣本身不是罪名，要看他有没有理由这样做。
不能强求知识分子与一般人在价值观方面一致，这是向下拉齐。
以人口比例来算，现代一切科学文化的成果，就该有四分之一出在中国。实际上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学术界就是这样的局面，所以我们劝年轻人从事学术时总要说：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劝寡妇守空房一样。除了家徒四壁，还有头脑里空空如也，这让人怎么个熬法嘛。
最后说说知识分子该干什么。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
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奸。
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国产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
不管影视也好，文学也罢，倘若属于艺术的范畴，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至不济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一扯到道德问题，就让人裹足不前了。这种怯懦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我乐于受到指责，并且负起责任；但这种不道德决不能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个电影。
不光是理论文章，就是电视剧、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猴戏我当然没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电影、电视、小说、理论文章都可以强我喜欢（只要你不强我去看，我可以喜欢），连猴戏也要强我喜欢，实在太过分了——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见不得它做鬼脸。
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橛纷飞的场所，臭气熏天——绝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再好言相劝：算了吧，何必呢？
这主要是因为假如你不考虑价值取向这样一个主要问题（换言之，你以为旧有的价值取向都是对的，无须为之动脑子），就会节省大量的精力，干起呼吁、提倡这类事情时，当然精力充沛，无人能比。举例来说，有关传统道德里让寡妇守节，我们知道，有人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有人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些先生没有仔细考虑过让寡妇守节是否合理，此种伦理是否有必要变革，所以才能如此轻松地得出要丧偶女士饿死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
我知道一种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一个社会里精神财富的积累，通过物质媒介（书籍、艺术品等等）传诸后世或向周围传播。根据这种观点，文化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现在正热着的观点却说，文化是种操守，是端正的态度，属伦理学范畴。
现在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为什么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当然是种了不得的大成果，如其不然，别人也不会承认有我们这种文化。很不幸的是，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应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儒生只是些留声机。因为他们在圣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
罗素先生曾说，他赞成人人平等。但很遗憾的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异。
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于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
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
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近代以来，确有一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问题在于撵不走。于是就有了种种针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一种是成功的。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
自从有了真正的科学，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本分。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就不敢这么说。起码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叫做“学而优则仕”，当然，若说学了它就会打量人，可能有点过分；但一听说它又出现了新的变种，我就有点紧张。
过去以后可以解放缅甸的受苦人，然后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有一夜，我抽了半条春城牌香烟，来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
还有一种假解放，主要是想满足自己的情绪，硬要去解救一些人。这种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瞎浪漫的解救，是一种意淫。
中国的儒士从来就以解天下于倒悬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还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说，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现在又有人旧话重提。这话和红卫兵的想法其实很相通。只是红卫兵只想动武，所以浪漫起来就冲到白宫门前，读书人有文化，就想到将来全世界变得无序，要靠中华文化来重建全球新秩序。
李敖先生骂国民党，说他们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话我想借用一下，不管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总比终日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好得多吧。
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
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当然，这种快感肯定是种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
简单的做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
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欢受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不唯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惑宣传。我别无选择。
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功都是一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
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
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
人活在世上，看到了这些差异，就想要从中得出于己有利的结果。这虽是难以避免的偏执，但不大体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不管披着多么深奥的学术外衣，终归是种浅薄的东西。
中国人里也有崇洋媚外的，觉得自己的人种不行，文化也不行。这些想法是不对的。有人以为，说自己的特异性无比优越是唯一的出路，这又使我不懂了。人为什么一定用一件错事来反对另一件错事呢？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忠”可算是有东方特色的，而且可以说它是孝的一种变体
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
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激，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激去干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激，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激去干扰；这样激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
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我要说的忆苦饭是在云南插队时吃到的——为了配合某种形势，各队起码要吃一顿忆苦饭，上面就是这样布置的。
因为厕所里没有空位，大量这种宝贵的资源被抛撒在厕所后的小河边。
反正我不觉得这是在受教育，只觉得是折腾人——虽然它也是一种生活。总的来说，人要想受罪，实在很容易，在家里也可以拿头往门框上碰。既然痛苦是这样简便易寻，所以似乎用不着特别去体验。
解几何题和编程序都是对自己智力的考验。通过了考验（解对了一道题或者编对一段程序），有种大便通畅似的畅快之感。我很希望中国的皇帝解过习题，而且还解对了几道。假如是这样，皇帝和我们就有了共同的体验，可以沟通了。编程也好，解几何题也罢，一开始时，你总是很笨的。
但是还有些大学问家有着另外一种经历：他大概没有做对过什么习题，也没有编对过什么程序，只是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大道理，觉得自己都对，凡不同意自己的都是禽兽之类。这种豁然贯通之感把他自己都感动了，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用不着什么证明，必定是很聪明。以后要做的事情只是要养吾浩然正气——换言之，保持自己对自己的感动，这就是他总是有理的原因。这种学问家在我们中国挺多的，名气也很大。但不管怎么说吧，比之浩然正气，我还是更相信“共同体验”。
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被猪看成笨蛋，这是不能忍受的。
当年我假装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站在荷兰牧场面前，我发现还有第三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
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有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所谓文化，乃是历朝历代的积累。你把城墙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还在人身上保留着。
我对事情实际的一面比较感兴趣：如果你说的是种状态，我马上就能明白是怎样一种情形；如果你说的是种过程，我也马上能理解照你说的，前因如何，后果则会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记住。因此，数理化对我来说，还是相对好懂的。最要命的是这类问题：一件事，它有什么样的名分，应该怎样把它纳入名义的体系——或者说，对它该用什么样的提法。众所周知，提法总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这个。
坦白说，临考前一天，我整天举着双手，对着十个手指一一默诵着，总算是记住了所有的左和右。但我光顾了记题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以后总也想不起来。
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会发生误解，明明你在做这样一件事，他偏觉得你在做另外的事
但这不是说，我们拒绝批评。批评只要稍微有点靠谱，我们就听。
我是这么想的：补习功课无非是为了走进高考的考场，把考题做对。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把教科书从头看到尾。干脆，拿起本习题书直接做题就是了。
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有件事正在使我忧虑：中国人和德国人不同。中国人对证明自己的种族优越从来就不很在意的，他们真正在意的是想要证明自己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中国的科学，这是好的。还有外国的科学，那是邪恶的，通通都要批倒批臭。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和中国化学，都不用特别发明出来，老祖宗都替我们发明好了：中国物理是阴阳，中国化学是五行，中国数学是八卦。到了那时，我们又退回到中世纪去了。
正如罗素先生所说，近代以来，科学建立了一种理性的权威——这种权威和以往任何一种权威不同。科学的道理不同于“夫子曰”，也不同于红头文件。科学家发表的结果，不需要凭借自己的身份来要人相信。你可以拿一支笔，一张纸，或者备几件简单的实验器材，马上就可以验证别人的结论
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科学。
现在总听到有人说，要有个某某学，或者说，我们要创建有民族风格的某某学，仿佛经他这么一规划、一呼吁，在他画出的框子里就会冒出一种真正的科学。
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做聪明人才有前途，当笨蛋肯定是要倒霉。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吧，我写了篇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论证人爱智慧比当笨蛋好些。结果冒出一位先生把我臭骂一顿，还说我不爱国——真是好没来由！我只是论证一番，又没强逼着你当聪明人。你爱当笨蛋就去当吧，你有这个权利。
科学家声称自己发明、发现了什么，都要主动接受别人的审查。
我的老师曾说，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科学，尤其要有平常心。如罗素所言，科学在“不计利害地追求客观真理”。
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
倘有一天，人人像我一样高尚，都以帮助别人为幸福，那么谁来接受别人的帮助？帮助别人比自己享受幸福，谁乐意放弃更大的幸福呢？大家毫不利己，都要利人，利归何人？这就是我发现的礼让悖论。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做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做虚伪。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做浮嚣。
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还得有点别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做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
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乌托邦的缔造者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
我不相信人会有所谓“命运”，但是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限度”总是存在的。
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败”这个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是指人失去了继续斗争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拿破仑曾云：世间一切书中，我偏爱以血写成者。
论起明辨是非，儿童仿佛比成人强，无知的人仿佛比聪明人强。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接受一个伦理的（或宗教的）体系比接受一个真理的（或科学的）体系要容易得多。
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却成了接触世界与了解世界的障碍，结果是终生停留在只会“明辨是非”的水平上。可以这样说，接受了一个伦理的体系不过达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水平，而接受一个真理的体系就难得多，人们毕生都在学习科学，接触社会。人们知道得越多，明辨是非就越困难。
真正能教我们如何写作的，却是写作自身。
假如把自我看做subject，则把它看成是静态的、不可改变的，是自恋、自足的核心。若把它看作是object，那就是说，自我也是动态的、可以改变的，可以把它向前推进。我们国家的文学传统，有一半来自传统文化，另一半来自前苏联，总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想着提升和改造别人的灵魂，炫耀和卖弄自己的灵魂。不知为什么，我不大喜欢这一点。相比之下，我很喜欢福柯的这句话：“通过写作来改变自我。”这也是我的观点。所以一在书里看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感触，我马上就有不同意见。
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
我年轻时，大家都羡慕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
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在国外可以看到另一种解决不平等的方法，那里年轻漂亮的小姐们不怎么化妆，倒是中老年妇女总是要化点妆。这样从总体上看，大家都相当漂亮。另外，年轻、健康，这本身就是最美丽的，用不着用化妆品来掩盖它。我觉得这样做有相当的合理性。国内的情况则相反，越是年轻漂亮的小姐越要化妆，上点岁数的就破罐破摔，蓬头垢面——我以为这是不好的。
对于妇女在外貌方面的焦虑情绪，男人的平常心是一副解毒剂。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
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You are 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很肉麻。
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丹麦实验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色情业的开放对某些类型的犯罪有重大影响。猥亵儿童发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阴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污辱罪（强奸，猥亵）也减少了，其他犯罪数量没有改变。这个例子说明色情作品的开放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
每当杂志走得更远时，审查员就大声疾呼，灾难就要降临，但是后来也没闹什么灾。所以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来了”那个孩子的窘境。
现在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庭、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成人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
李博士谈到同性恋文化，要是有人说她提倡同性恋就坏了。社会学研究同性恋文化，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说的文化，属于存在的论域，跟提倡没关系。实证的科学，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不管同性恋可不可提倡，反正它是存在的，因为有人在搞同性恋。假如只研究可提倡的东西，恐怕我们研究的事，大半都属虚无，而眼前发生的事倒大半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很可能是遗传的，或者说是先天的。但也有可能是在童年养成的——我们发现它和初次性经历有很大关系。一件有趣的事是，世界各地的人，不论其种族、文化、宗教，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带有这种倾向。我们说的同性恋者，就是指这样的人。现有的资料说明，终身的绝对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1%到10%，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仅从我们发现同性恋人群的规模来看，肯定超过了男性人口的1%，但是到底有多少，却无法确知。
既然这不由他本人决定，同性恋就不是一种道德或者思想问题。
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乐趣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后盼着人家倒霉。谢天谢地，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个人认为，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带来种种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而同性恋是同性恋者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
我是个异性恋者，我的狭隘经验是：能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体面地出去吃饭，在自己家里不受干扰地做爱比较好。至于在街头巷尾勾个性伴，然后在个肮脏地方瞎弄几下是不好的。当然，现在同性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但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我们不能保证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但应保证他们都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我们在做同性恋研究时，也对他们怀有同样的善良愿望
以人的视力来比方的话，这个社会的视力在人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几近全盲，虽然在其他方面它的视力是非常之好的。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恐慌：假如它的视力有如此之大的缺陷，谁能保证它没有看漏别的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知道还有如此巨大而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
我们揭开了社会的疮疤，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因为我们把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平静，转化成自觉被愚弄的痛苦。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疮疤早早揭开的话，就不会有受愚弄的人。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宁愿在婚丧嫁娶方面花很多钱，却不肯用来改善生活。
我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这时我总善意地想：写信的人准是在领导那里挨了骂，找我撒气。
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吧。
其中《黄金时代》一篇，从二十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四十岁时才完篇，其间很多次地重写。
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
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他们还说，假如有什么需要热爱，那就是这种生活里面的规矩——在我看来，这种生活态度简直是种怪癖。很不幸的是，有这种怪癖的人是很多的，有人甚至把这种怪癖叫做文化，甚至当作了生活本身。
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这世界上有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内容无可挑剔，只是很没有意思。除了显而易见的坏处，这种书还有一种害人之处就在于：有人从这些书中受到了鼓舞，把整个生活朝更没意思的方向推动。孟子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奉承权威当作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并从中得到乐趣。
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
作者不能太笨，读者也不能太笨。最好双方大致是同一水平。
就如达·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达·芬奇的错；米开朗琪罗雕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米开朗琪罗的错。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
“文革”里有一类作品只顾提升格调，结果产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厌。因为这个缘故，领导上也说，要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作品里假如只有格调，就不成个东西。这就是说，格调不是评价作品唯一的尺度。
假如我要写什么，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调不格调，正如谈恋爱时我绝不从爱祖国谈起。
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
所谓幽闭类型的小说，有这么个特征：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作一切来写。
罗素先生说得好：人人理应平等。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
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也许这纯属巧合。
中国为什么没有这种幽默，道理是明摆着的：这里的权力不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开玩笑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喜欢说几句笑话，别人就总说：你在五七年，准是个右派。五七年有好多漫画家都当了右派。直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政治漫画的国家。于是，幽默在这个国家就成了高深莫测的学问。
《镜花缘》里的直肠国。那里的人消化功能差，一顿饭吃下去，从下面出来，还是一顿饭。为了避免浪费，只好再吃一遍（再次吃下去之前，可能会回回锅，加点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饭不像饭而像粪时，才换上新饭。
美国搞电影的人自己都说，除了少量艺术精品，好莱坞生产垃圾。制造垃圾的理由是：垃圾能卖钱，精品不卖钱。
既然艺术片不赚钱，怎么美国人还在拍艺术片？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我以为，没有好的艺术片，就没有好的商业片。好东西翻炒几道才成了俗套，文化垃圾恰恰是精品的碎片。
只看好莱坞商业片，是会把人看笨的。
朝鲜电影，又哭又笑；日本电影，内部卖票；罗马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种胡乱猜疑，实在是扯淡得很。这是个普遍猜疑的年代，没都能猜出有来。任何一种东西，只要足够复杂，其中有些难以解释的东西，就被往坏里猜。
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
造出一颗定时炸弹，不让它响，对炸弹也不公平哪。
以《庐山恋》为例，不仅爱情的力度不够，而且相当的古怪，虽说是部爱情片，男女主人公一不接吻，二不拥抱，连爱你都不说，只用英文高呼：I love my motherland，吼得地动山摇。
那些侠客们就这样浪费自己的神奇武功，却不肯用这种能力去开山辟劈路，造福于人。但是人也不能总这样一本正经，偶尔看看别人扯淡，也是一种调剂。
自己遭人愚弄，就坦然承认，那个×说来虽然不雅，但我总觉得这种达观的态度值得学习。相比之下，国人总不肯承认自己傻过，仿佛这样就能使自己显得聪明；除此之外，还要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己过去的丑态。像这种傻法，简直连×都不配做了。
当时我很想给埃迪·摩菲写封信，告诉他这些人没见到他时就疯掉了，以免他觉得这么多人都是他弄疯的，受到良心的责备。后来一想，这事他准是知道的，所以就没有写。
我认为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
对待影星的态度有两重性：既有冷静地欣赏其表演的一面，也有追星起哄的一面。
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
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
电脑是买来用的，每天闹一次，这种破烂我们要它有何用处？相比之下，我发现大家对电视比电脑宽容得多。
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残疾人，让他们乞讨是社会的羞耻。
进到城里以后，街上是干净了，那是因为有清洁工在扫。只要你往楼道里看一看，阳台上看一看，就会发现，这里住的人比近郊区的人还要邋遢得多。
像这样的城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可惜已经被拆了个精光。没有了宏伟的城墙、寂寞的城楼，北京城是一座没有了历史的城市。
做成一件事，需要比呼吁更大的勇气和努力。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不妨动手去做。要是没这份勇气和精力，不如闭上嘴，省点唾沫，使厕所的墙壁保持清洁。
除了皇上一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
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风。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上也这样讲。这话听起来很有点不对味。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中国的君子独善其身，这样就没有了尊严。这是因为尊严是属于个人的、不可压缩的空间，这块空间要靠自己来捍卫——捍卫的意思是指敢争、敢打官司、敢动手（勇斗歹徒）。我觉得人还是有点尊严的好，假如个人连个待的地方都没有，就无法为人做事，更不要说做别人的典范。
中国这地方有一种特别之处，那就是人只在家里（现在还要加上在单位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有了责任感（罗素和费孝通对此都有过论述，谁有兴趣可以去查阅）。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所有的公利公德，全靠政府去管，但政府不可能处处管到，所以到处乱糟糟。一个人在单位是老张或老李，回了家是爸爸或妈妈，在这两处都要顾及体面和自己的价值，这是很好的。但在家门外和单位门外就什么都不是，被称作“那男的”或是“那女的”，一点尊严也没有，这就很糟糕。我总觉得，大多数人在受到重视之后，行为就会好。
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人的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径。
美国的政客提到美国富强的原因，总要把大半功劳归于美国高素质的人民，不好意思全归因于自己的正确领导。
诀窍和真正的知识是不同的。真正的知识不仅能说明一件事应该怎样做，还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那些诀窍呢，从来就说不出为什么，所以是靠不住的。能使人变聪明的诀窍是没有的。倒是有种诀窍能使人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实际上却变得更笨。
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
人保组的同志说，要我们交待男女关系问题。我说，你怎知我们有男女关系问题？你看见了吗？他们说，那你就交待投机倒把问题。我又说，你怎知我有投机倒把问题？他们说，那你还是交待投敌叛变的问题。反正要交待问题，具体交待什么，你们自己去商量。要是什么都不交待，就不放你。我和陈清扬商量以后，决定交待男女关系问题。她说，做了的事就不怕交待。
很明显，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于是乎对每一个问题同时存在两个答案。这就叫虚伪，我那篇论文题目就叫《虚伪论》。
我不乐意说死人坏话，但我不说出来，别人怎能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