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口述往事 - by 丁東, 李南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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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口述往事 - by 丁東, 李南央
Read: 202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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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a compassionate person who values human rights as his guiding principles.
Notes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参与这项口述史学的过程，使我受益良多。我在大学念的虽然是历史专业，但当时在课堂上获得的真知实在不多，接受的大多是权力锻造的历史假象。穿越遮蔽，寻找真相的历程，是在毕业之后若干年才逐步开始的。有幸聆听李锐先生详细地自述生平，并且和他从容地探讨切磋，使我有机会感受到历史深处真实脉搏的跳动，从中获得的启示是书本上难以得到的。
“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拿出铁血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儿时母亲对我们讲的父亲的往事，常向我们提及的那本《民国之精华》对父亲的评价：“君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荩言。”教育我们如何求学做人，特别不要趋炎附势，品德最为重要，谈做大丈夫的古训：立言、立功、立德和不淫、不移、不屈。虽然因为年幼，那时尚不能完全领会，但是在母亲的教导下对父亲的品德多有继承，一生受益颇多，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每当遇到大事，我不会突破良知的底线。尽管一生处于做人与当党员的冲突中，我宁可受罪受苦，也不违心地去做不正当之事，伤害他人。我的体会，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思想的形成，家庭环境很重要，父亲、母亲、家庭环境，还有兄弟姐妹，当然学校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应该讲，我一生的开始是幸运的。
解放初期取消英文，中学、大学都取消英文，只学俄文，我最不满意。语言是一种工具嘛，美国的新科技比其他国家都多，但是没有办法。想到殖民地有它好处的一面，印度的科学很发达，得一个方便，英语好。上海到现在还比中国其他地方发展得好，各个方面发展得都快，一百年的殖民地呵！
从一九二二年父亲去世，到一九三四年我高中毕业离开家，十来年中我家搬了十次左右。搬家的原因，主要是离学校的远近，另外就是选择邻居，我母亲对邻居非常注意。
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没有入党的，还不是“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
绝对忠诚，服从党，党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帅大姐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刑，也被灌过辣椒水，牙齿被打光，什么也不说。就是因为她的坚贞不屈，国民党从此对共产党囚犯改为搞反省院这一套了。而我们在苏维埃内战时期，对自己人搞“肃反”，从打AB团起就用刑，一用刑，就被迫招供、承认，一承认，就杀头。内战时期种种“肃反”，共杀了十万人！毛泽东总结了苏区“肃反”的教训，延安抢救运动时十条方针，其中之一是：一个不杀，所以死人不多。西方当然也有刑法，但是中国恐怕是登峰造极，自古以来就有，帝王、皇家的统治有，农民运动也有，都用刑。
幸亏毛泽东总结了过去打AB团的教训。他做报告时说：韭菜是可以割的，割了还会长起来，人的脑袋割掉了以后长不起来。所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做到“一个不杀”，只是杀人不是很多就是了。
窑洞里小群众运动，窑洞外大群众运动，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抢救，坦白自己是特务成了很光荣的事情，戴红花，当天吃小灶。回忆起来，真是荒唐之极。据李逸民的回忆录说，没有搞起运动来的单位的首长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一个单位没有一个人坦白，受到康生的批评，领导人回来吃不好，睡不好，半夜三更吹紧急集合哨训话：别的单位特务都坦白了，有那么多，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其实很多。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向我坦白，否则我要严厉地惩罚你们。结果当晚就有几十个人交待了问题。当年的抢救运动，在延安地区共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其中没有一个是真的。现在看来像是个笑话，而在当时确实是如此。有一个刚刚新婚不久的人，一天工作到很晚，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他的爱人还在灯下等着他，他就怀疑他的爱人有问题，硬揪着到李克农那里去坦白。现在看起来，群众运动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形式，容易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副作用太多。这个教训一直没有汲取，到了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完全失控，天下大乱，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达到崩溃的边沿。
共产党的历史最大的问题是“左”，是整人、整死成千成万人毫不在乎，从成立开始即如此：农民造反，杀人放火，延安的抢救运动达到了一个高峰。时至今日，“要正面地评价整风运动”这个说法，仍占据着干部思想，甚至学术界、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许多老同志对过去的历史看不清楚，总受“伟光正”的影响。例如陶铸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曾对黄克诚讲，对毛主席要从一而终。我同陶铸闲谈，他也跟我讲过：“我就是只左不右的”。他在文革中被整死时，可能也没搞清楚这是一个什么运动。
完全搞清楚抢救运动也许还要等到将来，十年、二十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像苏联那样档案全部公开，由后代来清算共产党的那段历史；或者共产党如果到那时还存在的话，由自己来清算。为什么会对自己人、对自己的老同志那么怀疑？像把危拱之，一位经历了长征考验的女同志逼疯；像吴奚如，皖南事变后历经千难万险回到自己人中间，却把人家抓起来；潘汉年就更不要说了，他对党是有大功劳的，劳改时死在湖南。
看人的出身成份，一直是我们党里面的大问题，毛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把成份看得很重。《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认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把中国社会分得那么截然：红的、白的，没有中间色，要么黑，要么白，直到把整个知识阶层变为黑的“臭老九”，连知识也不要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其实中国这个社会，中间色是最普遍的，国民党的内部也有中间，甚至于一个人也有他的中间。
抗战初期和抗战前入党的人，大部分人的家庭出身都不是工人、农民，本人也不是工农分子。庐山下来以后我听说：凡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司局级以上的干部，都要重新审查立场问题。这个阶级成份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党里面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可是最高层的人没有成份好的，特别是康生，毛本人的父亲是个富农，是放高利贷的。我不晓得苏联党后来怎么样，是不是也很讲成份。苏联还有工人阶级，旧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工人阶级，共产党不过是借着这个招牌办事而已。 所以否定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也有助于彻底认识党自成立以来错误的“阶级路线”。当然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所谓高干子弟的问题。
现在回忆延安的这一段，我觉得延安整风取得的最后成果就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七大的召开。这比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政治局决定的五一劳动节召开七大，整整推迟了四年。七大结束时，毛泽东提出的走团结与民主的道路成为七大的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当年正是因为共产党批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要自由、要民主的宣传，使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向往它，投奔了延安。经历了抢救运动，那么多人受了那么多委屈，党的七大提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口号，又让我们仍然热爱它、相信它，继续跟着它走。
但也正是从七大开始，共产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个人崇拜的道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的自我意识也渐渐成为：领导党、治理国家，非我不行；后来发展到竟然称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其实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才准确。党呢？共产党则逐步蜕变成一个控制全体人民思想的党，一个绝对不允许任何不同声音存在的党，一个彻底地反对人性、反对自由的党。必须承认，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遗祸至今、至今难除。
我个人认为，延安的整风和抢救运动，根本不是什么教育人的问题，用朱正的话说，实际是一场极大的“精神污染”运动，人长着脑袋，不能自己想问题，只能跟着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去思维，只要是党叫你干的事，怎样胡来都可以，把人的头脑、思想品德完全搞昏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这个副作用在“建立新中国”以后逐渐暴露无遗。从整胡风开始，后来包括胡适、梁漱溟、马寅初这些大学者，直到反右运动，把党内绝对服从的一套，先是推向文化界，后来进一步推向全体人民，牢牢地巩固了共产党一党的专政，实际就是毛泽东一人的专政。一九五〇年的五一节发布的节日口号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后面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那是他本人加的。这是朱老总的秘书陈友群在一九八〇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讲出来的。这份《简报》我保留了，这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到了文化大革命，荒谬到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文明和文化都一概否定，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了。学生都不读书，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完全离开了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离开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普世规律，丧失了理智、人性和一切正常思维和秩序，发展到那种登峰造极的“造反”程度。
从延安整风起形成的一个人的思想意志统治全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发展为可以由一个人随心所欲、任性胡来；全党、全体人民、整个国家被一个人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浪漫也好、任性也好，疯狂地搞到文化大革命，把社会和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追根寻源，这种彻底地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也忘记《共产党宣言》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根本宗旨的做法，始于延安整风。共产党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它所追求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应该是物质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而延安整风恰恰就是要整肃人们头脑中自由的思维，直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依旧没有变动。
我认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有他本人主观上的问题，客观上，那些抬轿子的人也起了很坏的作用。林彪最后吹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人类几千年才出现的天才”，什么“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早请示、晚汇报”，等等。毛泽东之后，轿子不可能那样抬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承袭了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一个人说了算”的那一套。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泽民）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江泽民当政后，经济发展取得代价很大的成就，但是政治体制如旧，因此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全国上下左右一派腐败的局面。面对如此的危机，还是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党还是永远的“伟光正”，党还是必须领导一切，还是要将全党、全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说法之下，还搞这种名堂，没有任何长进。如果我们不从观念上根本改变延安整风后形成的：党总是绝对的正确，党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永远光荣、伟大的这个荒唐的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无从谈起。
当然，共产党能够形成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有它的原因和基础。从共产党自身来说，它是革命党起家，不可能有法律观念，因为讲法律，就不能闹革命，讲法律，造反就没理了。可是得了天下以后还这样干，完全忘记了古训：“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自古以来，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老百姓当奴隶当惯了，少数人愿当奴才。三个代表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代表不了。
中国从近代革命起，从孙中山起，都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本人属于“五四”运动、大革命以前那一代，林彪、邓小平属于大革命那一代。大革命以后到一二·九，就是我们这一代，主要的还是青年知识分子。我们这一代人对蒋介石感到无望，非常厌恶，是向往共产党的，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在抗战前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抗战前夕，全国只有四、五万党员，抗战开始后，发展为八十万党员，主要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我认为毛泽东一直没有认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本质。他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将知识分子，尤其高层知识分子都划属于“反革命”一类；也根本认识不到科学知识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不管有多少缺点，我们这些人是热爱共产党的，是支持共产党的事业的，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的。
在整风运动伊始，整风学习委员会已超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如同后来的文革，由领导小组代替了书记处的职能。随着整风的不断深入，毛泽东着手改组书记处。一九四三年三月，在周恩来等人缺席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左右手刘少奇、任弼时纳入书记处，并以多数表决通过，毛有最后决定权，开启了中共名为集体领导，实为“一把手说了算”的历史。毛泽东随后提出的四个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成为统一于中央一把手的党的组织原则（这一发明权属于列宁，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沿用至今。
丁东：接管了城市之后，财政来源从哪来？企业一时恢复不了，也不能给你交税呀？ 李：印票子呀，发我们自己的票子。国民党的票子停用，其实他们的货币贬值贬得很厉害，金圆卷已经等于废纸了。国民党人心丧失得非常厉害，这可能与他的腐败有关系，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城市，管理人员大搞“五子登科”（捞票子、抢房子、车子、位子，搞婊子等），各人捞个人的好处。
我们党里做人事工作、保卫工作的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那个文化水平，你有什么办法！解放前，共产党又不掌握政权，大学生毕业，不在国民党政府或资本家的企业里工作，你让他到哪里去？这是多简单的道理。可那个时候，像我这样敢用、愿意用，并且信任在旧中国工作过的技术人员的党内人士是比较少的，发挥这些技术人员的能力和才干真是难哪。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这个会议为大跃进拉开了序幕，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薄一波、李富春等都参加了，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批判周恩来和陈云，毛泽东说他们两人反了他的“冒进”，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冒进的社论也拿到会场上来了。那篇社论毛泽东说没有看，是刘少奇批发的。南宁会议讨论的时候，毛就狠狠地批评周恩来和陈云，认为他们离开右派只有五十公尺了，批评得非常严厉。周恩来当场挨批（陈云没有参加），会议的空气很紧张。南宁会议之前有个杭州会议，已经开始批“反冒进”了，但是批得没有南宁会议那么厉害。周恩来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反毛泽东“冒进”的错误。所以南宁会议又叫做：“反‘反冒进’”。会议开到结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三峡上马问题，他在一九五六年写了“高峡出平湖”的那首诗，报上登了头版新闻，已经表达了赞成三峡上马的意愿，所以水利部、林一山他们才会做文章、搞宣传：毛主席都说要修三峡了嘛。那时候毛泽东的一句话不得了啊。周恩来知道我是反对三峡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争论，薄一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话：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是知道我这个人的名字的，因为我写过他的早年——《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那本书，他知道。一九五〇年周世钊等老朋友应他邀到北京会面，谈过我在写他的早年。薄一波提了我这个反对派后，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这样我就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我第二天去南宁，派了专机，告诉我电报说要讨论三门峡的问题。
我感到他讲的中心不突出，特别是用了很多专业术语，在座的人不一定都能听懂。轮到我时，就谈得尽量简单，深入浅出。我说三峡工程是个什么玩艺呢？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装机容量至少是一千七八百万千瓦，甚至两千万千瓦，而现在全国所有电站的装机总容量是五百万千瓦，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三峡这么大个电站，我说不清楚。根据苏联的经验（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是谈苏联，西方是不谈的），全国不能只有一个统一的电网，要分散成几个电网，每个电网，有好多个电厂并在网内，最大电厂的容量在电网里面最多不能超过30%或40%，不然就不好调度。我打了这样的比方：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全国更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另外还有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据苏联的经验，一个电厂的投资假如是一万元，那么消耗掉这些电力的耗电经济项目的投资至少要五万元。三峡是个超大水电站，什么时候上马，应该由电的需要来决定，不是由防洪的需要来决定，没有三峡照旧可以防洪。随即谈到防洪，我把长江的历史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说长江跟黄河不同，是条很好的河流，讲到堤防的作用，一八七〇年长江历史上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荆江北岸的堤防也并没有被冲破，被冲破的是湖南。我唸了两句唐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自古以来，荆江北岸云梦泽有许多湖泊，是为长江临时分洪用的。到了明朝，宰相张居正是湖北人，将荆江北岸大堤修高，洪水来了向南岸陆续冲开藕池、调弦、太平、松滋四口，冲入洞庭湖。水退后，被淹过的土地都会丰收，而北岸的云梦泽的湖泊则逐步消失了，因此湖北人并不感谢张居正。现在长江在我们的手里，是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方法防洪的。最后讲到了三峡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最困难的问题是地质勘察，要确定电站的坝修在哪里，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就像篮球比赛的淘汰制，十个球队打比赛，要打几轮，逐轮淘汰，最后才能决出冠军。这个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航运我没有讲，移民也没有强调，那个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不深。这样一讲，大家都听懂了，我实际上已经是胜券在握。毛泽东说：好，讲得很好。但是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林一山去南宁时，带了一皮箱资料，他的文章写得很长，大概一两万字。我的文章也有好几千字，因为讲完三峡后，我借着这个机会谈水电，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水电。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这一下情况就清楚了。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你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见否定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南宁会议出了个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是要培养秀才。毛泽东就说，我们要培养李锐这样的秀才。
我在组织部工作时作过统计，文革结束时，共产党内文化高的官员大多在中、低层；高层中，文化低的多，有的甚至基本是文盲，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数学考零分。建国初期转到水电工作以后，我的感触很深，党的干部不懂自然科学非常麻烦。乔木让我给《人民日报》写社论，我不是写了那篇《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吗？但是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真正重视，没多少人真能听进去。
紫阳在位的时候《人民日报》登过很多好文章、好意见，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民办报纸，那时政府的决策会受到舆论的干预，国家是逐步地向正常的宪政治国转化的。我已经讲过了我的经历，我是从蒋介石时代过来的，那时一个小官出了点问题，报纸马上就公布了。孔祥熙的女儿带着小狗坐飞机，《新民晚报》一登，孔祥熙就被撤职了。蒋介石在南京也没有盖过一栋房子，国民党的总统府还是太平天国时的房子。我们呢？得了天下以后，什么都据为己有，中南海原本是个公园，袁世凯、蒋介石都没有在里面住过！共产党现在还占着嘛。李宗仁在北京的房子后来给陈云住了，全国各地，给毛泽东盖了五六十处别墅啊！江泽民下来后，在上海找汪道涵谈：小平在上海有个别墅，我也盖一个。汪道涵批评他，结果他还是盖了，把周边很多老百姓的房子拆掉，变成一个公园。一九七八年黎澍和胡乔木在天安门散步的时候，毛泽东纪念堂正在盖，黎澍就跟乔木讲：“这个玩意将来会被拆掉的。”
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当过陈云的政治秘书，当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接触的头头儿多了，这些人都很有本事。但是他们跟赵紫阳、胡耀邦没法比，胡耀邦很了不起，他读《圣经》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杰出的人物，只有赵紫阳、胡耀邦这两个。我认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领导人里面最好的两个人。他们的头脑最清醒，最能干，是最能够按人民意愿做事的两位总书记。我当年参加党时，武汉没有党，我们自己成立一个临时支部，宣誓入党，那时候对共产党的好感到这个程度！没想到后来会在党内受了那么多罪，很多人比我还不如，命都没了。党内好不容易出了个胡耀邦，出了个赵紫阳，好不容易出来这么两个人，这对党来说真得很不容易，对国家和人民是天大的好事。但是那些“元老”们先是把耀邦干掉了，“六四”后又把紫阳干掉了！
钱正英是我们这个党用人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专干坏事、祸国殃民，还下不来，孽越造越大。这种用人制度不改变，钱正英这种人就绝不了。
谚云得意便忘形，弹唱吹拉从不停。 可怕“话痨”难治也，惯于作秀显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