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 by Alessandro Ces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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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 by Alessandro Ceschi
Read: 2025-03-24
Recommend: 6/10
It’s impressive for an Italian to write in Chinese about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 lockdown. As an outsider, he may have a unique perspective, allowing him to observe certain aspects more objectively than locals—such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s in China.
Notes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说来说去，还是那点破事：在学生的语言证书考试临近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去机械地教大量的语法点。讲别的，学生不听，或者干脆翻个白眼。我以为自己能成为那种有趣的、隔壁班都羡慕的老师。我太天真，也太脱离现实了。学生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学那些没什么用，反正考试也用不上。而语法，不会不行。他们想去意大利，也没说对意大利这个国家有深度的兴趣和探索欲。那是我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浪漫。想到那边去，考试得通过。你付过学费，我要帮你准备。他们有道理。
机构的同事帮我认清一个现实：当决定未来计划的时候，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子女并非自己说了算。大多数情况下，去意大利读书是一个家庭考虑到多种因素之后做出来的综合判断。提供经济支持的家长可以不了解文艺复兴的历史，但是需要知道在博洛尼亚的房租是多少。学生不一定是被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打动，可能只是想换个地方学习生活。外教休息室旁是客户接待厅，也就是销售战场。坐在那些椅子上听机构人员解释套餐的人，有时候是学生，但他们像是陪家长来的，而不是相反，他们脸上总写着“我这是在哪里？”。更多的情况是家长一个人来，甚至都不是家长，而是某个最后会出钱的叔叔阿姨。目睹了这类一画胜千言的场景，我自己心里和学生的矛盾才得以消解。
在休息室跟同事谈笑时，我讲述和学生的互动，机构老将玛尔塔提醒我：不要轻易地信任学生。“他们看起来很可爱，”玛尔塔说，“等你走出教室，就开始吐槽你、投诉你。并不可爱。”我能感觉到这样的风险。不过，我选择的对策不是远离，而是靠近他们。我让学生在我面前吐槽。课堂气氛尴尬时，我停下来，坚持问有什么问题。得知可以交流，学生也放下防御，诚实地和你交流。也许下了课他们还是会吐槽，但是我创造了一个学生敢说话的环境。刚开始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是一名讲者，现在是一个来和学生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合作方。
说到意大利，如果你最先想到的是比萨和浓缩咖啡，而不是纪律和秩序，我原谅你。不过要记得，墨索里尼下台仅仅是八十年前的事情。现代社会的法律相当有效地防止了法西斯悲剧的重演。但是，那黑暗的二十年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后遗症。部分意大利男人患有某种法西斯情结：心里有个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却不被看到的小墨索里尼。因此，他们将无法再进入政治领域的法西斯特色理念带到个人生活和社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决断、强势、卓越，经常体现出大男子主义。在企业文化上，他们倾向于专制管理，设立明确的等级秩序，包括强制执行穿制服的要求。这些人到处都是，包括在留学机构。
对于在中国的意大利人，语言机构像麦当劳：入职门槛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至于工作的内容，每天都一样。几乎没有人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干这个活儿——我知道，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说了，“几乎”。连我见过的态度最专业、经验最丰富、最受学生欢迎的意大利语外教都会在课间休息时感慨：“再做两三年，我就不干了。”这样的工作成就感极低，几乎没有发展前景，想硬着做也行，但能不做就不做。机构的外教休息室坐满了不想在那边待着的人，气氛压抑。午饭的时候，我会跟着老马和岛民走向大厦的电梯，及时逃离机构的世界。
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和相处，感受会五味杂陈，只喜欢或只讨厌一个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同时，常识告诉你，世上没有任何国度是完美的。比起幻想不切实际的人间桃源，你会对比选项，衡量优缺点，尽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职业发展、生活便利、朋友圈子、喜爱的菜系、自然环境。不管如何决定，你总会牺牲点什么。或多或少，这是每天困扰全球所有移民的难题。
我没办法向迭戈提供帮助，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帮助，而是继续抱怨的机会。乔治·布什去过和睦家医院看病，但迭戈是不会去的。很快，迭戈又失望地开始说别的。
“亲近自然，回归传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和老许的相处大幅度滋养了我的疑病症。在北京的夏天，我躺在床上，听徐文兵和梁冬聊《黄帝内经》。他们谈论古人的习惯，批评现代人的毛病。透过徐文兵老师的滤镜，周边的生活简直充满对我们身体的威胁：办公吹冷空调、下楼吃冰淇淋、运动完喝冷饮、回家吃冰西瓜。出个门看见街上的人，感觉他们都在自杀。我开始担心自己身体里的寒气。它是从哪里来的？已经在我这里待了多久？在餐厅，服务员拿着冰水壶走过来时，我只好拒绝，问有没有开水。我感觉自己是一名到处抵抗邪恶寒气的孤独的战士。我没有明显的疾病，却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感。
外国人的生活体验相当分裂：一会儿享受超国民政策的优待，一会儿连普通消费者都不如，购物出行都有阻碍。精神上更是如此。在北京出生、长大、读书、生活、工作的美国人参加朋友聚会时还是会被说“老外不懂”，并以此为由被阻止参与一些话题。为中国经济贡献了整个职业生涯的德国人满六十五岁时无法延续工作签证，因此不得不离开自己几十年的家，定居在新加坡。这些真实经历都在告诉你，可以来这里学习、工作、生活，但你不是，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是“自己人”。
跟假期套餐一样，其中存在一些夸大推销的成分。学校说我住的是海景房。我到了才发现，确实是海景房，但这个景有点远。你需要放眼望去，让目光跨越一家医院、几家超市、二十来个小区，才能看到大海。你可以在脑子里放大画面，加个滤镜，去掉几栋建筑，海景就差不多有了。是需要一些努力的，但是确实有。
白酒是村里的暖气。我融不太进大家聊的话题，特别是因为方言的障碍。唐先生确保我有腊肠吃，有酒喝。有人问我吃不吃得惯，饭菜是不是比在城市好吃。“在城市也觉得好吃，”唐先生的某个亲戚插嘴说，“在国外都是吃肯德基。”这也许是我在整个春节期间听到的最刺耳的一句话。忍住了反驳的冲动是我在情绪管理上值得标记的成就。
地铁上，气氛很安静。没有人对我的存在做出回应。我感觉自己误入了一个别人的房间，正在窥视家里的主人化妆、回邮件、整理头发。虽然物理上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但所有人处于一种专属于自己、非常私密的状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不能再平常的坐地铁。对我而言，这是下飞机后第一次脱离自己的工作环境和身份，踏实沉浸于这里的社会。终于没有人注意我、跟我解释、给我演示。我是地铁上的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