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 202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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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documented the lives of a few people from rural China. The story is interesting because it depicts the transition from Mao’s China to Deng’s China and how it influenced everyone.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开门办学”，学生们除过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地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
他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
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
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
不过，他推让着没有要——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再说，几个白面馍除顶不了什么事，还会惯坏他的胃口的……
他只搜寻外国书和文化革命前出的中国书。
生理的缺陷似乎带来某种心理的缺陷：在生活中她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
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岩》是一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
不知是哪一天，她走过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她一眼。尽管谁也没说话，但实际上说了。人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从此以后，这种眼睛的“交谈”就越来越多了。
他什么也不想了，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否则他吃这顿好饭会有多别扭！
在快要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越批越多了。
王满银一看他们动摇了，乘势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这人犹豫了一下，把烟接住，很快装进了自己的衣袋里——现在不敢抽，等到歇工时，谁能知道这烟是他的还是王满银的？另外两个一看这个已当了“叛徒”，他们也照样做了。当然，满银没敢给老丈人。他看见老丈人狠狠瞪了他一眼。王满银也不在乎，心想：瞪什么眼哩？你老人家没看见，你这个女婿精能着哩！
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眼。
旧社会，先生常拿铁戒尺把念书娃的手都打肿了，肿得像发面馍馍一样。训一顿算个什么……一场臆想的恐怖在脑子里消失了，像往常一样，她即刻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
他已经看过一些书，知道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多的磨难……
山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没高一尺，也没低一尺。可他已经老了，也更无能了……
哼，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
他想自己跑断腿闹革命，竟然穷得连一双新鞋都穿不起。当然，这种情绪绝对不会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而只能引起他对金俊山的鄙视。哼，什么共产党员！不好好为革命出力，只顾发家致富，典型的资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
黄土高原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试想，如果出国就像出省一样容易的话，那么全世界也会到处遍布河南人的足迹。他们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只爱飘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过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
“润叶是女娃娃，你是男娃娃。男娃娃就要到山里学干活。男娃娃怎么能老呆在家里呢？再说，咱这穷家薄业，就爸爸一个人拉扯着你们，没个帮手不行啊！”
往日友谊的暖流依然在他们心间涓涓流淌。
在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和一个人可能有家庭条件的区别，但孩子们本身的差别并不明显。可一旦长大了，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会有多大的差别呀，有的甚至是天壤之别！
眼下就是这样，一星期不上几天课，大都是教师带着学生，学军，种地，上街搞宣传，把人忙乱得不可开交。
他没有办法制止这种荒唐的做法。岂止是这种事哩！目前多少事使他在内心里充满了痛苦！但他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县的领导人，他也不得不做他反感的许多事！什么叫痛苦啊？这就叫痛苦……
由于他的经历，使他养成了看书和爱思考问题的习惯。就是在下乡的时候，他也要背一挂包书。他常想，读书多，想的事多，苦恼自然也就多。还不如像他岳父一样，不读书，不看报，心里不搁多少事；退休以后，再养一只猫，种几棵庄稼……他忍不住笑了：他真正要是那样，恐怕又一天也活不下去了……
他总算还念过几天书，不会俗气到可笑的程度。
少安就照他自己的想法说：“上面其它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但好像他们现在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指拨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其它事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划脚，就会好些的……”
众人选少安，他也得选，而且还要表示双手赞成！
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
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
她自己早有盘算：她家成分不好，光景不好，她自己要寻个好人家，找个有钱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
李主任似乎无意但实际有意把儿子夸赞了一番。
孙少安疯狂而贪婪地干一天活
润叶气得牙咬住嘴唇，没给父亲应声。
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
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
孙少安就知道，不定什么时候，田福堂就会用拐弯“马”来将他一军。田福堂下这类“棋”，通常都走“马”而不用“车”，因此别人很难防他。
他和田福堂都在接受批判；他接受思想的批判，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
一家老老少少都依靠和指望着他，他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呢？不，他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如果他垮了，说不定人仰马翻，一切都完了……
好像要把他的一切烦恼都随着这块石头抛出去。
在这一刻里，在父亲的面前，他才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孩子！他需要大人的保护和温情，他也得到了这一切
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
晓霞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不会去告我。这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咱们国家现在叫这些人弄得一团糟！”
你看咱们学校整天不上课，一天就是搞运动，而这些人还喊叫个没完，说形势大好……形势年年大好，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好像越来越多了，整天就是搞这运动那运动，穷折腾个没完！反正咱们国家现在快叫这些人折腾完了……”
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
带领大家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亲爱的东拉河是大家的东拉河，不是这几个村的东拉河，怎么能让他们独霸呢！
在这样的时候，农民身上狭隘的一面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就连村里的党组织往往在这种事上也只顾本村的利益，而不顾及大体了。
但另一方面，所有的村民又都在这种事里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牺牲精神。做这种事谁也不再提平常他们最看重的工分问题，更没有人偷懒耍滑；而且也不再分田家、金家或孙家；所有的人都为解救他们共同生活的双水村的灾难，而团结在了一面旗帜之下。在这种时候，大家感到村里所有的人都是亲切的，可爱的，甚至一些过去闹过别扭的人，现在也亲热得像兄弟一样并肩战斗了……
人们纷纷谈论着死者生前的许多美德，都忍不住难受地落泪了。
田福堂心里对金俊武说：我知道不这样，你金俊武不会饶我田福堂！但他嘴里说：“俊武的话我听了很感动。不愧是共产党员嘛！识大体，顾大局……”
俊山在进公社广播室的时候心想：双水村做下成绩，都是田福堂在广播上介绍经验出风头；而这种不光彩的倒霉事，倒轮上他金俊山了……
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
秀莲说：“先给你扯一身！我家里有时新衣服，给我便宜些扯一身就行了。其实我不需要，但不扯一身怕你家里的老人心里过不去……”
在米家镇的青石板街上，秀莲深情地对他说：“两个人只要合心，又不在几件衣服上！我知道你们家光景不好，这钱肯定是你借人家的。何必这样呢？借下钱，咱们结婚后还要给人家还……”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曾经修建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凿通横贯南北的大运河……今天，他们饿着肚子，又气壮地宣称，他们要把“地球戳个大窟窿”……
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
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像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
“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周文龙明显地感到，自从邓小平在中央恢复工作以来，许多文化革命中被批斗过的“走资派”欢欣鼓舞，大搞右倾翻案活动。
尽管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有一颗能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
按说咱现在有职有位，有吃有喝，可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个人满嘴沙糖嚼起来都是苦的！建国二十五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见工地上穿得烂囊囊的农民，心里就感到难受和羞愧！可周文龙这种缺肝少肺的小子，还用法西斯手段对待他们……
田福军平静地说：“世宽，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呀！” 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文龙同志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吗？”张有智讥讽地对马国雄说。
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猝然间停止了跳动……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
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
在这种时候，别说田二是本村人讨吃上门，就是来个外地的叫化子，事主家除不讨厌，反而乐意接待。结婚是个喜事，还盼来个叫化子哩！按乡俗论，有叫化子参加红白喜事，是吉利的征兆——此奥妙说法有何根据？恐怕已无从查考。
秀莲一听送被面的润叶是个干部，马上揩去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她就放心了——一个女干部怎么可能爱她的农民丈夫呢！
我刚听完联播节目，说天安门成千上万的人借悼念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说公安局都出动了，看样子抓了许多人……其实，这再明白不过了！我刚还和几个同学议论，这是一场正义的群众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如国歌里唱的，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民都成了反革命，而真正的反革命都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在人民头上舞棍弄棒
他们正当年轻之时，一个个热血沸腾；甚至指名道姓骂起了江青！
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
许多这样的考试已和旧朝代的“八股”无异。中国这种考试方式鼓励了死记硬背，但往往排斥了真正的才学
“那是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少平又撵着问她。 晓霞说：“不是你家，也不是我家，是国家……”
孙少平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力——这在农村来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他后来又慢慢琢磨，才意识到，除过性格以外，最主要的是这人爱看书。
农民家的孩子啊，他们的第一堂功课就是劳动！
谁也不会天真地认为，积了十年的垃圾，就能在一夜之间清理干净。
你如果和向前成了亲，你登云叔和你二爸就成了亲戚，他就再不好意思和你二爸作对了；那你二爸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可是现在，登云一家人都对你这么热心，你要是拒绝了这门亲事，那后果我不说你也知道……唉，你二爸真是困难啊！
两个人做活中间，由不得相视一笑，传达着内心无限的情感。有时会停下手中的活，发呆地傻看他半天。当他卷起一支旱烟的时候，她就又凑过来，像个孩子似的，给他擦火柴点烟。两个人这时候就干不成活了，依偎在一起，静静地坐在热炕头上，好像互相倾听对方的心跳声。
但他决不能允许妻子为他搞“特殊化”。他宁愿不吃饭，也不愿意他吃稠的让家里人喝汤——他怎能咽下去呢？
对于孙少安来说，润叶在他内心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平息了，现在只留下一些细微的痕迹；代之而来的是贺秀莲温暖的感情抚慰他风暴过后的心灵。
他本来想下去劝说秀莲，并且向她认错道歉。但一时又克服不了男人的自尊心。他只好两把将铺盖绽开，衣服也没脱，烦恼地钻进被子里，蒙住了头。
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时候，他觉得二门市后面关的不是郝红梅，而是他的妹妹兰香。他要奋不顾身地挽救她，就像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他身边走着的这个跛女子。
孙少平这才想起，他还一直没接到侯玉英回赠的毕业礼物；原来她在最后的一刻，才把这么一个漂亮笔记本送给他——这个心眼很稠的人，送东西都是三等两样。少平见她前几天送给别人的笔记本根本不如这个好。
这一切方面所用的心思加起来再乘以二，也抵不上他对田润叶所用的心思。这没有办法，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除过这个女人，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暗淡失色了。为了得到这女人的爱，他可以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甚至得到的不是爱，而是鄙视和污辱，心里也很难为此而悔恨自己。
他不能一下子就率直地建议侄女离婚——本来这是最合适也是最合理的。不能。归根结底，主意还要润叶本人拿。唉，他只能像一个悲观的哲学家一样想：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解决问题……
干脆先把这些老汉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给他们做工作，让这些老汉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哩；会后他们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
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地弄虚作假，欺下瞒上，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我们今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
“你们在几年前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现在仍然这样说！是不是过五年以后，还这样说？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解决问题！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
革命还能管他情愿不情愿呢？蒋介石情愿到台湾去吗？
金俊武对孙玉亭恶毒地笑了笑，说：“我的意见是这工程太小了。农业学大寨嘛，像福堂哥说的，要想大的，干大的。我看咱可以搞更大的，干脆把金家湾和田家圪 两面的山都炸掉，把东拉河拦起来，几十里沟道就变成了一马平川；那不光咱双水村粮食能跨过‘长江’，全石圪节公社都能跨过哩！这样不是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更大吗？”
这些已经被多少次运动吓得丧魂失魄的人，纷纷劝说光明：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他们家的命运，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灾祸。既然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还不如举双手赞成落个好表现。他哥金光亮对大弟说：“你图个痛快，说完挣气话屁股一拍就回了原西城，我和光辉，还有淑芳，还有娃娃们，都要在这村里活人哩……”
孙玉亭马上又吓得面色灰白，头垂到裤裆里，浑身再一次筛起了糠。
这家人因为成分不好，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老老少少都装出没有什么的样子。但是，晚上关住门后，当孩子进入梦乡，大人们就忍不住坐在灯下相对而泣。
“干妈！我知道你老人家不愿离开这地方。这地方是我干大当年用血汗修建起来的；对你老人家来说，就是搬到天堂里也不如住在这老地方好。可是，你老人家也知道，这地方要建个大坝，没办法为你老人家保存住这院子了。 “你老人家知道，队里打这坝，是为全双水村的人民谋福哩。记得我干大在世的时候，就常教育我们这些后人，要为众乡亲谋福。干大一生一世，为乡邻村舍谋了多少福啊！东拉河一道川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提起金先生，哪个不说先生的好话？记得小时候我们穷人家娃娃上不起学堂，金先生就一分钱不收，义务办冬学，教我们念书识字；现在想起来都感动的叫人眼热哩……” “现在，我们在哭咽河炸山打坝，正是像金先生当年教育我们的，为众乡亲谋福哩！你老人家因为气在心头，动了悲伤，后人们完全能体谅来你老人家的心情儿。我知道哩！你老人家知书达理，双水村头一个开通老人！一旦你老人家消了气，就会顾全大世事，为全村人的幸福而着想
尽管她家和孙家有深刻的隔阂，甚至都互不搭话，但两个有文化的人都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在她和少平之间，已经丝毫感觉不来他们是属于两个相互敌对的家庭。少平有时候都不称呼她姚老师，而叫她淑芳姐。
“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几家秧歌队凑到一起，礼节如同国家元首互访一样繁多；稍不周到，就可能酿成战争。因此这些威严的老者像美国联帮法院的最高法官，随时准备负责仲裁和解释“法规”。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他决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
但最令他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
他有个癖好，爱在自己住的地方种点玉米什么的。在他看来，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庄稼比之名花异草却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
原来自视自己的一套是“创造性地工作”，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
难道整天泡在会议里，发些不痛不痒的言论，做些可有可无的决议，就是大事吗？
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哩！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几年秘书后，一般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
唯一令人瞩目的是，一九七七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哭咽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了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统统付之东流。
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撒销了。哈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
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
尽管年初就知道中央的政策“变”了，“五类分子”大部分摘了“帽”，今后他们的子弟一律和贫下中农子弟同等对待，不论入党入团，招工招干和参军，都不再受影响；可一旦这政策在他们村成为具体的事实，仍然使这些人震惊得目瞪口呆。
“我爷旧社会的确剥削过穷人，我现在参加了解放军，借此再去祭奠他，政治影响不好……”
人们！你怎么能因为贫穷，就以物遮目，而变得如此愚蠢呢？
哪个人再敢耍奸溜滑不好好劳动？谁也没心思再管旁人的闲事，而一头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拼起了命；村中所有的“闲话中心”都自动关闭了……
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
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
但少安猛然感到，弟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他面前以老大自居了！
那位妇女大概是贾冰的爱人。她既没看一眼少平，也没说话，看来相当不欢迎他这个不速之客，少平并不因此就对贾冰的爱人产生坏看法。他估计这家人已经不知接待了多少像他这样来黄原谋生的亲戚和老乡，天长日久，自然会生出点厌烦情绪来。
这种强行为别人服务的“气势”使亲戚不好意思再发作。马顺两口子的脸色缓和下来，似乎说：这小子看来还精着哩！
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以后，孙玉亭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
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越来越远了。
凤英虽然过去和他一样热心革命，但看来她终究是妇道人家，一旦世事变了，就把光景日月看得高于一切！
尽管在感情上和孙玉亭一样，他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不管你情愿不情愿，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
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得比原来还好！
别说他田福堂来了，就是毛主席不在了，中国还不照样是中国吗？
爬到半坡上时，少平感觉自己太过份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使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一刹那间，对别人的不满意和对自己的不满意，使他忍不住两眼噙满了泪水。
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
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收获…
就是天塌下来，也按塌下来处理，熬煎也没有用！
永远叫人依恋和动情的家乡呀！
不，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
少平并不为自己的一身破衣服而感到害臊。相反，他觉得穿这身衣服见她正“合适”。
咱们同学之中，除过金波，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因为虚荣，而是不愿遭受虚荣者的嘲笑；我想默默地、宁静地走自己的路……
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后来，她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书一次给了他，那他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她一次了！
晓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没有过分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揽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倒也有趣！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作出回答！
“官”是暂时的，家是永远的。
“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集体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大家各顾各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过去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发财，而有的困难户却没有集体的关怀，日子很难过下去。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队干部中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 黑白的一番话使田福军一时不知该如何对答。老朋友给他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田福军原来以为，作家的思想是应该能够站在时代前列的；想不到黑白同志竟然比最保守的基层干部都要更不理解农村的改革。仅从这一点看，改革就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
她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初冬的夜晚彻骨般寒冷。冰凉的街道，冰凉的夜空，当头悬着一轮冰凉的月亮。她的心也是冰凉的。
这真是时代变，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
“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渺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世界就会到处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
“实话对你小子说，我表弟就是地委副书记高凤阁！”
现在，孙少平身上虽然没几个钱了，但他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他再一次审视了自己的行为，仍然不为此而懊悔。不论怎样，他在铁蹄下挽救了一棵小草。他没想到政法机关去控告胡永州。这不是说他惧怕胡永州的靠山高凤阁，而是他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了。一个颠沛流离的揽工汉能够做到的仅此而已。现在，他又要立即为自己的生计而奔忙！
胡永合告诉他，现在的买卖人没他这号瓷脑！他教导孙少安说：脑筋放活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里吃上一顿，每块砖就能多卖一二厘钱！
你不要给我钱。我不愿意大嫂和你闹架，我手头宽裕着哩……
贫穷让人痛苦，可有了钱还为什么让人这么痛苦？
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她一开始就对所有做活的人尊敬地称他们为“叔叔”和“大哥”，把那些口出粗言的家伙奉到“人”的位置上，结果使他们自己羞愧不堪。这些人终究也是人，一旦你尊敬他，他就不会再牲口似的对待你了。
“钱当然很重要，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对，坏事里面有好事哩！
大夫和护士这才明白这位老师傅与伤者无亲无故。医护人员那种中国式的惯常冰冷脸色缓和了一些。
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那个句号总算比较圆…… 他想起了高中课本上学过的《阿Q正传》。可怜的阿Q在死之前怎样费尽心机地也没把那个圆圈画圆。他比阿Q强的是，他的“圆圈”总算让自己满意了。
“我已经完了……”他用微弱的声音悲观地说。 “没有！只要活着，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她用坚定的声音说。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决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
大规模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持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
正如俗话所说：人比人，活不成。
是两颗心不约而同把他们导向一个更为静谧的地方。
一颗心不久前还沉浸在温暖的幸福之中，现在却又被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所淹没了。在这短短的一天之中，他再一次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许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上一次又一次！
“政策不允许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吃官饭的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无法招来。现在农村的铁饭碗打破了，什么时候把城市的铁饭碗也打破就好了！”
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工作中，一块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
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
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
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啊！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是像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虑和苦痛的……
当然，这是一件让人屈辱的事，每天，他都要等菜市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敢去那里。要飞快地捡，还得要留心观察看有没有人注意他；心在狂跳，脸烧得像燃烧的炭块……小偷行窃一般紧张啊！
“分清了好。俗话说，好朋友清算账。弟兄们一辈子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是朋友，然后是弟兄才有可能。否则，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都要糟糕哩！”
几天的亲热，也就使她忘记了一年的苦难。
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你速度自然就快了；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你能夹出来，就说明你的功夫到家了
不用说，兰花立刻成为全村人同情或耻笑的对象。
前半夜她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瞌睡终于压住了骚动的欲望。
兰花忍受着煎熬，终于等到了窗户纸发亮。
“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痛苦已使他不能自己，竟用一种刻薄的语言极没水平地讥讽院长。 院长不敢计较局长的混账话
各种政权机构也由多年来一元化的革命委员会演变成了党政分家的局面。县以上重建了人大，和党委、政府一起被俗称为“三套班子”。举世闻名的人民公社先后被乡政府所取代。“革命”留下的许多遗产正逐渐在生活中销声匿迹。
“就我所知，我们国家全员工效平均只出0.9吨煤左右，而苏联、英国是2吨多，西德和波兰是3吨多，美国8吨多，澳大利亚是10吨多。同样是开采露天矿，我国全员效率也不到2吨，而国外高达50吨，甚至100吨。在西德鲁尔矿区，那里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
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时，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
煤矿和这里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难道自己吃苦，就妒忌别人的幸福？
当公安人员把铐子戴到父母和大哥的手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神上的镣铐就“哗啦”一声打开了，他的日子也许将更艰难，但他自己是清白的。做一个清白人多么好啊！他知道，双水村大部分人不会把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混为一谈。
因为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
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后，直接到黄原机场降落。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的一干二净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门口，专门做堵挡工作。
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二百万元（不过，地区的同志们白高兴了一场，因为这笔钱后来都被省上有关部门卡走了）。
外星人：“很遗憾，你们地球上的许多政府都被少数人占有。如果他们获得我们的技术，就会情不自禁想支配整个地球。我们绝不相信这些少数人能维持地球的秩序。他们连自己国家的和平都维持不了，怎么可能维持全球的和平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着改革开放，黄土高原许多地方的群众都开始自发地修建庙宇。双水村某些人甚至感慨他们在这一潮流中都有些“落后”了。而我们的感慨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即使进行几十年口号式的“革命教育”也薄脆如纸，封建迷信的复辟就是如此轻而易举！
十年过去了，玉亭夫妇和村民们又在这里忙着准备会场。不过，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富的人为公众做出的贡献。这完全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大陆十年沧桑变迁的缩影。十年，中国的十年，叫世人瞠目结舌，也让他们自己眼花缭乱！
不断有某些县上和乡上的领导人，用汽车拉着各种土特产、到局里和矿上活动，企图把他们的子弟调回去。这类“礼物”一般只能让孩子换个好点的工种，而不可能彻底调出煤矿。煤矿的某些领导虽然不拒绝“好处”，但总不能把手下的矿工都放走吧？
为不刺激同屋的人，少平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愉快心情，沉默地，甚至故作卑微地悄悄钻进了自己的蚊帐。
孙少平用劳动“掠夺”了这些人的财富。他成了征服者。虽然这是和平而正当的征服，但这是一种比战争还要严酷的征服；被征服者丧失的不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精神的被占领。要想求得解放，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舍身投入劳动。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许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啰！”
二十五年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从群众运动的规模来看，简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时间，浪漫主义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生活。为了“超英赶美”，把国家富强的标志钢铁产量搞上去，人们连吃的锅也砸了，用砍倒的树木代替焦炭，大炼钢铁。中国大地火光熊熊，其非凡气势令全世界瞠目。其结果把一点好钢好铁也炼成了废钢烂铁。
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抢着大放“卫星”——自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卫星”一词就成了“超级成就”的代名词。在农村，某地亩产刚宣布超过五千斤，另一地的“卫星”立刻放到亩产一万斤。报纸每天都用套红大标题庄严地报道这些弥天大谎。记得笔者那时刚上小学，为了使本村亩产成为全公社之最，曾在秋夜时跟随大人们把其它地里割倒的庄稼，偷偷集中背运到一小块地里。新成立的人民公社领导人来这里装聋作哑目测了“亩产”，就厚颜无耻地向县上“如实”作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村和我们乡分别获得了县上奖励的两块丈二长的大红绸绵旗……放“卫星”已使全国处于谵妄状态。连作家协会的某位老诗人也拍着胸膛吼叫说，他要在一九五九年就把荷马踩倒在脚下！
全国都实行了“食堂”制，人们“各取所需”，随吃随拿，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光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据说上层还在争论：是先让“老大哥”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我国先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结论”还没有得出，中国不久就进入了骇人听闻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人。在以后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据说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检查。遗憾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老人，并没有记取这个教训，以后又一错再错，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导致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混乱，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 就在那个“大跃进”年头，离省城六十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两万民工，费时一年零四个月，动用一千万方上，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一万二千亩的“跃进”水库。水库要淹没许多村庄，牵扯两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
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没多久，山洪过后所沉积下的淤泥开始逐渐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七十年代中期，库区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地黑龙河拦挡不住，它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择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远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
那只铝壶是古风铃的爱人买回来的。她是个小学教员，过日子很仔细。当时见那只壶漏水，竟急得哭了。诗人吼住了她，说：“这是个屁事！才几块钱的东西！叫我给晚报写个稿子，即扬了他们的臭名，再赚它几块稿费，不照样能买只新的？”于是，他便写了那封“读者来信”。结果，杂货店赶忙登门将坏壶换成了新壶；而那封“读者来信”的稿费也确实能买两只新铅壶。“你看，一只坏壶换了三只新壶，怎样？”现代派诗人用现实主义方法创造的“杰作”，使他那实用主义的老婆破涕为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着改革开放，黄土高原许多地方的群众都开始自发地修建庙宇。双水村某些人甚至感慨他们在这一潮流中都有些“落后”了。而我们的感慨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即使进行几十年口号式的“革命教育”也薄脆如纸，封建迷信的复辟就是如此轻而易举！
十年过去了，玉亭夫妇和村民们又在这里忙着准备会场。不过，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富的人为公众做出的贡献。这完全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大陆十年沧桑变迁的缩影。十年，中国的十年，叫世人瞠目结舌，也让他们自己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