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 - by 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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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鱼 - by 陈冲
Read: 202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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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is a brave person. I can see myself in her footsteps to come to Unites States: 我似乎总是情不自禁地被他们那样的人所吸引——那些拥有道德勇气和高贵灵魂的“失败者”，而不是那些春风得意、争荣夸耀的“胜利者”。
Notes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记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你似乎能感到那里的温度，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它，把脸贴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却发现那凹印已经走样，失去了他的痕迹。记忆也好像一个犯罪现场，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查看，反而践踏了那些手印足迹，丢失了真相。我们的头脑总是不停地把记忆里的碎片逻辑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访，都似乎令它离原始印象更远一些。我从很年轻时开始被各路记者采访，不少过去的事，已经被反复叙述，变成了翻版的翻版，连我自己也很难看清它们的原貌。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 有一日，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过多调用过的记忆，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犹如昨天。我企图把它们写下来，或许人们能看到我在枕头上留下来的那个凹印。
日落时，人们捧着晒了一天的被子，把脸埋在里面闻太阳的味道。如果幸福有一种气味的话，梅雨季后第一天阳光照射过的棉被的味道，也许就很接近了。
母亲不记得几分钟前说过的话，但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却记忆犹新。 她轻轻唱起一首英语歌，像一个被自己头脑驱逐出境的人，悄悄潜回了那曾经熟悉温馨的河畔。
二十岁的时候，我也背井离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像是被孤身放逐到月球上，回程遥遥无期。那年，我的信仰死亡了，爱情也死亡了。绝望的时刻，总是记忆中母亲的声音融化我内心的冰川：“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号。” 这句话提醒我生命的归属和牵挂，责任与使命，它把我带回梦乡里的房子——篱笆上紫色的喇叭花，花园里瘦瘦的枇杷树，窗沿上种的青葱的红瓦盆，和瓦盆边熟睡的三花猫，晒台高墙上骑着的男孩女孩，还有他们仰头看烟花的脸、眼睛里的光彩…… 朋友发照片来的时候问，要不要哪天带你回那里怀怀旧？我说不用去了。人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岁月，人回不了家就像他回不到母亲的腹中。在几十年流浪的日子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再也没见过一栋如它的黑瓦白墙房子。
这样的欲望和抗争，就是从亚当夏娃延续下来的原罪吗？为什么在所有的文明里，都有对这个最自然的欲望的禁忌？人类是为了征服欲望，而创造了辉煌的精神世界吗？所有的艺术不都是欲望的升华吗？还有爱情，它又是什么？是上帝送给欲望的礼物吗？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厕所离我们的房间很远，需要走过一块泥地。厕所就是一长条蹲坑，蹲在那里能看到下面又肥又白的蛆在屎堆里拱。刚到不久的一个雨夜，我去上厕所。路过那片没有路灯的泥泞地，我非常害怕。一走到厕所我就滑了一跤，差点没掉进去。第二天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把桌上盛粥盛汤的搪瓷小脸盆偷了回去，洗干净后搁在床底下，晚上不用再去厕所了。
高考的那个星期，我搬回家里住，姥姥每天为我蒸状元蛋，那是用鲜鸡蛋、咸蛋和肉糜做的炖蛋。姥姥从来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她坚持说这个状元蛋很灵的，在她自己身上、在她女儿身上都得到过验证，我吃了一定考得上。那时的物质生活还是很贫乏的，状元蛋是极其奢侈的食物，每天吃了去考场，我感到非常满足、温暖和笃定。记得在我高考前两年，哥哥要参加一场全国划船比赛，前三名的运动员可以留在上海队，避免到农村插队落户。赛前晚上哥哥很紧张，姥姥见了就从壁橱里找出一根一寸长的高丽红参，跟他说，这个很灵的，以前我弟弟打仗开战斗机几天没觉睡，就靠咬着高丽红参活了命。明天你把它咬在腮帮子里，你就会超出你以前的速度。哥哥果然在那场比赛中超出了自己过去的最佳成绩，进入了前三名。在我和哥哥准备背水一战的焦灼时刻，姥姥那么不动声色，巧妙地赋予了我们一种神秘的信念。
在培训班的时候，同学们经常说起“命运”“命中注定”，不知是受影响还是什么，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想。但是现在我认为，只有在一个生活毫无寄托的时候才这样想。有时候，有些事情明明是通过努力可以争取到的，却不争取，欺骗了自己，说是“命中注定”。
学会准确地运用 in、on、at真是我要的东西吗？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做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着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剧团的那种快活让我空虚、窒息。我必须离开。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总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观照命运的轨迹。
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个人情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更何况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邓丽君柔软的声音和私密的吟诵，在一夜间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辈子都不自知的硬块。 记得组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交际舞会，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异性的身体自由接触，而且这跟谈婚论嫁没有关系，它只是为了快活。走出舞会的时候我会想，完了，我堕落了。但下一次舞会我又去了。
妈妈说，这叫信箱，从前的人写信，邮差就把它们放在邮箱里，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读。 我意识到我就是他们所说的“从前的人”，信曾经是我游荡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伴侣。我很认同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我喜欢写信，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不在，你都可以在任意一个早晨坐下来跟他说话。你可以随便聊，而不必礼貌地等待对方完成他的思路。段落之间可以隔很长时间——也许好几天过后，你会重新拿起笔接着聊……”
到湖北已经有十天了，在武汉住了三天，然后就到了荆州。这是个古城，还有残存的城墙。走在城墙上面，看着当年勇士们护城用的射箭台和射箭洞，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和古人产生了交流。不是吗？刘备在这儿住过，这儿还曾经是个京城呢。历史考卷上那种我所头疼的，死背了很久的事就发生在此地。 我还参观了一具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男尸，他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了，关于他实在不愿多讲，想起来就那么恶心。
是的，我有时候很自私；不止这些，我还有许多缺点，但我很善于把它们都掩盖起来，别人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有妒忌心，我有时会带着痛苦去想别人的种种优胜。特别是最近，我还感觉到，我爱虚荣，这次拼命想考得好一点，有一大半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些致命的弱点我平时从来也不暴露，多可怕。我并不是别人脑中可爱的“小花”，我在外面总是装得那么快乐，但实际上我有许多苦恼，说来也许没人会信。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岁的姥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读《简·爱》的样子。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姥姥是个失败的母亲，但她无疑爱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六岁的时候，给她往英国写的信。那一小条发黄的纸对姥姥的价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每次我母亲提及童年被遗弃的事，姥姥脸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哪个选择没有代价，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没有选择。 我自己的女儿十三岁那年跳级考上了全美最顶尖的高中住读，比同班同学都年幼一些。入校后不久她得了厌食症，在治疗过程中，心理医生跟我提到女儿年幼时我外出工作给她带来的心理阴影，专业术语为“分离焦虑”。女儿的病根源在我。我无力地为自己辩解，我只是偶尔离开，一般都在两周内回家，最长不过一个半月左右。医生说，对一个孩子来说几天可能就意味着抛弃，而每次被抛弃，她都以为是永远。孩子们不记得你平日的付出，因为那是理所应当的，而她们记得你的离开所带来的痛苦。也许我遗传了姥姥灵魂深处的不安分，无意中总是在伤害我最爱的人，而那份痛心疾首的后悔，也是我必须承担的命运。
放下电话后我想，这些占姥姥便宜的都是些什么人？在一两个月的路途上，又有多少个“他们”？这“陪他们睡觉”的交易是怎样达成的，又去哪里实现？这些我都永远无法知道。
在从上海去重庆的时候，姥姥拖着一个九岁的孩子，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我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女人点上一支摩尔烟，审视眼前坐在办公桌前的男人。他也用疲劳的眼神扫了她一眼。女人知道他工作单调而辛苦，并跟她一样远在他乡。她为他点上一支烟，开始娓娓道来，讲一段伦敦街头的趣事、一个《聊斋》里的女鬼故事、一则好笑的新闻。或者，她跟他拉一段家常，有滋有味回忆起某条街上某种特别香的豆豉、辣酱、臭豆腐。女人聊起天来那么亲切生动，这份意想不到的愉悦或许打破了男人沉闷的日子，或许满足了他的一份乡愁，以致他完全忘记了跟她原来的交易，开始向她倾吐，一泻千里，直到夜深人静…… 我也可以想象另一个场景，女人的衣服被撕开，纽扣被扯掉，她被压在水泥地上，背上的皮肤已经碾破。事后，男人还在喘息，裤子狼狈地堆在脚腕，女人已经穿好大衣，拢齐头发，拿起通行证平静地转身离去。她挺拔高傲的背影，让他突然自惭形秽。他向她索取了身体上的快感，但无法索取征服者的优越感。我想起一部叫《西部往事》的犯罪电影，片中一个强盗用强奸来威胁一个寡妇，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者，没有畏惧，也没有矫情，只是很简单地说，没有女人会因为这个丧命，你来吧。我想象，姥姥也有这样刚烈的性格、胆识和精神。
在他一只书柜的一角里，还悄悄放着几本小册子。它们是 How To Swim、How To Take Photograph、How To Dance、How To Play Bridge等等。可是他除了可以偶然凑数打一下桥牌，既不会游泳，更不会跳舞，也没有拍摄过照片……也许他曾经感到过遗憾，所以去买了这些小册子……”可见，书远不只是书，更是一种潜力，好比乐谱或者种子。被拉走的是他们身外之物里最不舍失去的东西。
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类似“东风吹，战鼓擂，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那样的空话。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些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跟外公结识的人都会提及他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儒雅的言谈和绅士的风范。人们觉得他一定出自名门，从小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才养成了这样高贵的气质。其实，外公出生在一个清贫的乡村教师家庭，他的气质和人格来自他一生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母亲说，上医图书馆管理员都知道，张昌绍教授是上医教授中看书最多的一位。外公一生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在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文和日文，毕业后自学了德文和法文。
在我所阅读的资料中，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大公无私，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因遭受莫须有的罪名，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服安眠药自尽。写到这里，我不禁怀疑自己怎么这么随心所欲地跑题？卢作孚与我的外公有什么关系？细想起来，我似乎总是情不自禁地被他们那样的人所吸引——那些拥有道德勇气和高贵灵魂的“失败者”，而不是那些春风得意、争荣夸耀的“胜利者”。生活中如此，创作中也是如此。我处女作里的男主人翁老金，《英格力士》中的王亚军都是这样的人物。
他有一个整洁的习惯，每一本书，每一件东西，都有固定放置的地位，需要使用时总是可以立刻拿到，不用寻找，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恰恰相反，三天两头得寻找什么东西，找不到时心烦生气是常事，他觉得这样的事可笑，却并不批评，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他尊重别人……不喜欢用语言来批评或干扰别人，包括他的家人。
十九岁的外公开始呈现出他身上固有的爱国情怀、知识分子的良知、正义感和理想主义。他已经懂得，个人的生存固然重要，但创造一个值得生存的社会才是更重要的。在我寻找外公足迹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爱国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深思熟虑的、艰难疼痛的炙热之爱。 据母亲说，外公最满意的生活，就是深深沉浸在他的科研工作中。从英国留学开始，他就被儿茶酚胺和肾上腺素神经药理所吸引，这是他最渴望研究的领域。但是为了国家的其他科研需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这一研究题目。
当她看到哥哥传承了大舅舅和表哥的艺术细胞时，便更加愁肠百结。哥哥写得越好、画得越好，她就越觉恐惧。跟公公一样，母亲也非理智地相信，如果能杜绝孩子身上天赐的才华，就能把天赐的诅咒也一同拦在门外。 有幸地，那个精神分裂症的基因错过了哥哥。想想人的一生，能自主的事真的不多。一个小小的基因突变，在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决定他的命运。
最近正在搞教师晋升，我们连续开会一个个讨论过来。可升的名额很少，大家怨气冲天，自然就互相倾轧。曹、何老师在基础部造舆论，说我对党有看法，有不满情绪，其他党员又来告诉我。幸亏我们八三年提升通过的就算已通过了，不再讨论，不然根据政治表现不好一条就会给撬掉。这一次晋升讨论马拉松会，令人感到一大群蚂蚁为自己生存而咬来咬去，垂死挣扎，十分可悲。你走得及时，没让自己卷在这种肮脏的旋涡里，是很幸运的。
人必须经历两次死亡才能成熟——一是理想的死亡，二是爱情的死亡，成熟是死亡后的重生。
我曾经以为，我的青春被毫无意义的儿女情长燃烧掉了，但也许正是那些灰烬的记忆铸就了我，并仍然铸就着我。里尔克给年轻诗人的信里说，每一个创意里都有一千个被遗忘了的爱之夜，使之无限。而那些相聚在夜晚的、被情欲束缚在一起的恋人们，正在为未来狂喜的诗情采集甘露。
每一次失去都唤起所有的失去——曾经的家，曾经的爱，曾经的友情，曾经的自己
那个阶段，我迷恋上了阅读，没日没夜、饥不择食地读书。骚动和困惑时，唯有书本能给予我安宁和慰藉。记得我第一次读赫尔曼·黑塞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时，受到很大的震撼，在那之前我没有想到过，一个人可以通过“纵欲”，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书中的纳尔齐斯是一位在天主教寺院教书的老师——禁欲的僧人；歌尔德蒙追求的则是感官的狂喜，美的体验给予了他艺术的灵感和激情，最终他拜师学艺成了一个雕塑家，感官世界的光辉和脆弱在创作中得以升华。这两位友人跟随截然不同的道路，探索到生命的意义，走向涅槃。黑塞一贯的流浪者寻找自我的主题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也让我在冥冥之中懂得了，所有走过的歧途、冤枉路都是命运的召唤。
事业上的进展使我变成一个忙碌的人，整天抛头露面跑码头，很不可爱。我脑子里可爱的女人是贤惠、恬静的，也常常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耻辱的熔炉里炼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刚强、顽固，不撞南墙不回头；她爱大笑，笑得很不文雅，也许这是她保持健康、蔑视困难的法宝；她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伸缩性极强；她没有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她失败了，但在挫败中她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认为值得；她屡次失望，但仍然相信秋天金色的阳光，相信耕耘之后一定会有收获。 不娴雅，不可爱也就罢了。 从在国内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到在美国餐馆打工；从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到奥斯卡领奖台，这些年来的甜酸苦辣一言难尽。
今天，我的机会多了，生活好了，我也被承认和接受。有时候，我可以飞去跟英国王子喝下午茶，和法国总理进晚餐。但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脚踏实地地生活。 我仍然相信可爱的女人应该是贤惠、恬静的。今晚我将不在电话中大笑，或者想入非非，为突然间一个奇怪的念头而激动；今晚我要静静地在炉火旁织毛线。 我渴望深深的夜和银色的月亮，也渴望月下的爱情和诺言。
那个年代我们还能在日常生活里见到非常好看的人——护士、大夫、工人、老师、卖菜卖肉卖米的人，他们的出现好像那些自然界小小的奇迹，让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漾起层层涟漪。
艺术作品中的“现实”，都是带引号的，它们仅存在于虚构的时空，也完全可以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只要那个虚拟的世界具备统一性和吸引力，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的理智、逻辑和经验，追随着一个穿燕尾服戴领结的兔子，去到一个美妙的无厘头奇境。
末代皇帝》在拍摄前被好莱坞所有的大公司拒绝，最终是由制片人托马斯单枪匹马集资两千五百万美金拍摄而成的。奥斯卡·王尔德说过，梦想者只能靠月光寻路，而他的惩罚便是比别人更早看到曙光。
总是认为必须把自己的本质面貌隐藏起来，别人才会看得上我。
我出道虽早，在艺术造诣上却很晚熟；当年我全是本能，现在我全是道理。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人生又何尝不是。
年轻的时候，所交的男朋友总是住在远方的另一个城市。分离时的焦灼等待、重逢时的欣喜若狂似乎比他们本身的价值重要得多。他们是爱的容器，是照在我感觉触须上的放大镜。他们使我更敏感地体验生命。我好像更需要他们的“缺席”，而不是他们的“在场”。只有在我的思念和渴望中，他们才可能成为一片广漠、无状的土壤，让我的爱情生根。失恋的痛苦也往往在于失去了爱，而不是失去了某个人。
刚从草原上回来的那阵子，我常常感叹：真不知那种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那种精神上的压力、身体上的不适、情绪上的焦虑，是我这辈子受过最大的折磨。然而，思想的高度集中让我每一天都处在异样的兴奋中。每一个清晨都是那么崭新，每一个黄昏都是那么伤感。每一片云、一条溪、一朵花都给我带来某一种预兆、隐痛和期待。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人们将第一部作品称之为“处女作”，那是热恋中头一次的赤裸。 那片雨后的天空，那道完美的彩虹，在我的记忆中更像一段毕生难忘的恋情。
也许我已无法“客观”地谈论我的这位老师，然而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的视角，每一个都是主观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本书，那么多首歌，那么多部电影？
我对自己一贯的怀疑被证实——我是个庸才、冒牌货，真相终于败露了。丈夫见我难受，企图跟我开玩笑：你向拳击手阿里学习一下吧，他总是说报上那些好的是我，不好的就不是我。
我怀疑，我对制片人僵硬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我自己的不安全感，觉得他们的言行威胁到我的自信和威望。智慧的到来永远太晚。我有时惊讶这辈子怎么犯了这么多愚蠢的错误，尽管大多数都是本着最好的愿望，花了最大的努力犯的。岁月让我变得宽容了一些，不再像过去那样鞭挞自己。我想起曾经读到过的一句话，忘了是哪个哲学家写的，“如果我们的心足够大，大到能够热爱生活中所有的细节，我们会发现每个时刻都同时是给予者和掠夺者”
当时觉得这些影评是天大的事，好像全世界都在评判我。其实根本没人在意，人们都卷在自己的旋涡里，上班、做爱、高考、写诗、贷款买屋，就像宇宙按照它固有的规则运行着。也许在亿万光年外，某颗垂死的恒星正在疯狂地旋转，把周围时空扭曲成一口虚无的井，并将一切吞噬。四十亿年后，我们的太阳也会如此。在生命的原子返回星尘之前，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我们活着的每一刻。
我想起黑泽明的《罗生门》，影片里四个证人，各自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但都同样可信，从而破坏了我们对绝对真理最基本的信任。后来心理学家们用这个概念发明了“罗生门效应”这一科学名词，来形容目击者记忆的“不可靠性”。
人总是恐惧自己所向往的，向往自己所恐惧的。
如果大爆炸产生的反物质比物质多一点，如果地球的轨迹离太阳更近一点、或者更远一点，如果你的母亲在另一个夜晚受精……你都不会在这里。所以，就连死亡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要战胜怎样的赔率，才降落到了人间。
速度和大数据把所有的传媒压缩得扁平、即时。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各种视频画面冲击，它们不请自来，占据我们生命的每个缝隙，但有多少能让我们日后铭刻在心？
我在银幕上扮演过不少母亲的角色，但玫瑰是我唯一如此疼惜和捍卫的一个。这个离乡背井渴望归宿的女人，这个被自己的天性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女人……在另一个维度，又何尝不是我——一个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人们可能会认为她缺乏母爱，那什么又是母爱呢？记得大女儿出生后我得了产后抑郁症，夜间哺乳加重了我的失眠，以致一连两周不能入睡，挣扎在崩溃的边缘。一天夜里我哭着跟丈夫说，我根本不想做妈妈也不配做妈妈，如果能把她放回肚子里去就好了。但哪怕在那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想伤害我的孩子，我仍然会跟他拼命的。
不能去的地方，和那些回不了家的上海人，日后成了我拍电影的灵感和冲动。曾经有记者问过我喜欢选拍什么样的主题。其实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主题，也没有人能逃脱自己的主题——作为创作者，被什么触动、向往什么样的精神升华，是个人经历所决定的，它们和命运同时降临到我们的身上。
犹太作家普里莫·列维和维克多·弗兰克曾经写过他们在集中营的生活，都表示集中营的幸存者，大多数并不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相反，许多能活下来的是那些自私、残暴、缺乏同情心的同胞。“文革”也许没有那么绝对，但它对人性的揭露和考验却是相似的。我的外公没有在那场运动中幸存下来，王亚军也没有。
我和朴若木看了后，都觉得这个不崇拜权威、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很合适演王亚军——一个与媚俗的环境格格不入的人。
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在一次采访里说过，最令人兴奋的创作，往往产生于你觉得脚尖够不到水底的时候，觉得自己要被淹没的时候。艺术创作是一种求生，是把全部的、最纯粹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就是答案本身。
该地离塔城不到三小时车程，比转点去乌鲁木齐要方便和省时许多。我们因祸得福，转危为安。记得我拍处女作的时候，也是因为失去了第一个外景地，而找到了一片完美的天地。上帝似乎总是在歧途前面设置了障碍，把我逼到一条更光明的大道上。
患心脏病的父亲，照顾着患失忆和癌症的母亲。如此艰难的时候，孩子们都不能在他身边，当年把我们送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有没有后悔？几年前有一次，好像是父亲需要处理什么复杂的事务，令他烦恼和疲惫。他跟驾驶员说，小孩都是白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上海封控期间，父亲的日子非常难熬，他不会用微信，更不懂怎么在网上抢菜。我很久都买不到回沪的机票，最后买到了又被熔断了两次。父亲耳背，我怕电话讲不清楚，就写了微信请表弟转告。父亲看完后说，大概都是借口。
我们几个演员聚在昏暗的电灯泡下，全神贯注、一动不动地听着交响乐《新大陆》，只有滕文骥一个人，在气势磅礴、摧枯拉朽的段落，奋然起身指挥；在温婉细腻、柔情似水的段落闭起眼睛、张开鼻孔，抬起手臂，好像在延伸某一个音符传递给他的欣喜若狂。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那些时光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渴望。也许音乐正是语言和沉默都无法涉及的一种表达，它那么抽象，又能那么直接地穿透心灵最隐秘、最柔软的缝隙，融化天下哪怕最顽固不化的铁石心肠。
我和哥哥虽然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我更多的时间卷在自己纷乱的心思和事务中，他只是眼梢余光中一瞥模糊的印象。
美术灵感是对美的期待，是在美的饥饿中产生的。
直奔主题真的是艺术的敌人。
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成长起来，在那个制度中，人们崇拜苦难、崇拜悲剧英雄。生活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乐。
真正打动我们的是人类的局限性和超越极限的勇气、人类的肉体欲望和它的精神升华。人工智能以它无限的潜力，不具备人的局限和脆弱。艺术让我们体会到的敬畏感，不仅存在于创作结果中，它也存在于我们拼命超越自身的企图中。无限的潜能还有什么可超越和升华的？
不久后，老金读到一篇我写的悼念贝托鲁奇的博文，发信跟我说，写得很好，建议你写书。我回，我不行的。他说，我这个三十年的老编辑来把关。你先闭上眼睛，想到过去什么画面、场景、对话、细节，立刻记下来，这样半年就形成提纲，然后你就不可阻挡了。 记忆像冬眠后的动物开始蠢蠢欲动，可是我找出各种借口迟迟不动笔，好像永远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我跟老金说，我颈椎不好，做不了写作这行。他回，那你先躺在沙发上录音。我说，我只会有感而发地写几篇短文，不会写长的。他回，你可以的，像蚕宝宝吐丝，慢慢地编织。我说，我得先把《道德经》读了。他回，千万不要读。 时不时地，我会接到老金发过来的文章，记得有史铁生、彭小莲、陈凯歌、贾樟柯写的往事回忆。他说，人家好写，你也好写。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些书籍，比方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齐邦媛的《巨流河》、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英格玛·伯格曼的《魔灯》。
金宇澄提议我回平江路看看，说不定能触景生情，产生灵感。而我一直都不敢去——祖屋的魔力来自它是一片逝去的故土和时光，属于梦里的东西。我怕一旦去了，那个隐秘美妙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永远无法跟另一个人同入的梦乡，那个记忆和想象的天国，会从此拒我在它的门外。 我曾无数次离开过那栋房子，出外景、上大学、出国……最终都要回家的。
“很感谢文学，让自己可以把很多无用的事情记录下来”。我发信跟他说，那些无用的东西就是生命最本质的东西，一个人为无用的东西燃烧，大概就算是艺术家吧？